有一句话，大学毕业的人们都不陌生，那就是毕业生们在毕业典礼上常常用来向母校表达的心愿：今天我们为母校而自豪，明天母校为我们而自豪。我想套用这句话来概括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我们不仅要为中国而自豪，也要让中国为我们而自豪。
我们要为中国而自豪，因为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
我们为中国而自豪，因为中国曾经为人类作出过许多重大贡献。
我们为中国自豪，还因为在近代以来深重的苦难和屈辱面前，中国并没有被压垮，而如凤凰涅槃一般站立起来了。
我们为中国自豪，也因为中国最近几十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我们的GDP跃居世界第七位，进出口贸易总量排名全球第三，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从1978年分别为57.5%和67.7％下降到2004年分别为37.7%和47.2%，这三个数字，实现了多少中国人多少年的梦想：温饱、小康的生活。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署最近（8月31日）发表的报告中，号召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中国崛起”，至少是“中国即将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有人会说，中国还有那么多问题呢！在好多方面我们并不能扬眉吐气！
确实，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好多问题。我们的人均收入还不高（1740美元，排名全球128位），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在沿海城市的边缘地区，还生活着那么多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社会保障水平更低的人们；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社会公共政策、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还有那么多问题有待解决。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艺术创作、甚至体育运动领域，我们的排名还落在许多比我们小得多的民族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理由为中国自豪吗？
我的回答是：有，当然有。我们在前面列举了中国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感到自豪的许多理由，但没有包括最重要的一条理由，那就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于每一个民族的成员来说，他或她所在的那个民族，都是值得自豪的。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中国人的血，为中国自豪就是为自己自豪。不仅中国人有理由为自己而自豪，任何民族的成员，都有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一个民族的成员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就是这个民族值得它的成员为之自豪的最重要理由。一个母亲，不管她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只要她有一个为她感到自豪的儿子，她就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母亲。一个值得自豪的母亲，难道不也是一个值得她儿子为之自豪的母亲吗？
因此，我们前面说的两句话，“我们不仅要为中国而自豪，也要让中国为我们而自豪”，其中的前一句话看来是用不着论证的了。需要论证的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为中国而自豪，而是我们为什么要让中国为我们而自豪。更确切些说，需要论证的并不是我们为什么要让中国为我们而自豪，而是我们该如何让中国为我们而自豪，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增光添彩。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这个问题展开来讲，可以包括许许多多内容。我想着重讲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中国公民，我们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团结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公民，我们要为祖国的民族尊严和国际形象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有各种各样身份：家庭里的身份如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单位里的身份如工人、职员、管理者、被管理者；我们也可能是某个社区的居民，某所学校的学生，也可能是党员、团员，或者是某个民主党派的成员，等等。除了这些身份以外，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什么是公民呢？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小说题材的著作《爱弥尔》中有这样的描述：
“斯巴达人佩达勒特，提出他自己要参加三百人会议，他遭到拒绝；然而，鉴于斯巴达有三百个胜过他的人，他也就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我认为，这种表现是真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真诚的：这样的人就是公民。”
“有一个斯巴达妇女的五个儿子都在军队里，她等待着战事的消息。一个奴隶来了，她战栗地问他。‘你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贱奴，谁问你这个？’‘我们已经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便跑到庙中去感谢神灵了。这样的人就是公民。”
卢梭心目中的“公民”，不再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做共同体的一部分”，认为自己的价值就在于与共同体或国家的联系之中。这样的理解当然有些片面，因为一个好的共同体，它本身就是尊重其成员的个性和尊严的。但卢梭强调国家对于公民的重要性，强调公民愿意为国家作出牺牲，强调公民自觉以国家的荣誉为荣誉，确实是道出了“公民”与“臣民”和“奴隶”的一个根本区别。美国每个普通的小镇都会在广场、市中心树立两面旗帜，一面是美国国旗，一面是纪念无名英雄的旗帜；学校每天早晨孩子们都在国旗下宣誓：“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one Nation under God，indivisible，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这些做法，都是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为了居民们时时不忘记：“这样的人就是公民。”
因此，只要符合条件，公民就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座的男青年们，想想你们当兵入伍的准备，在座有男孩子的家长们，想想你们有没有送自己孩子当兵入伍的准备，就知道自己的公民意识强不强了。
因此，只要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公民就都有纳税的义务。在座的达到这个收入标准的朋友，想想你们是否照章纳税，是否主动照章纳税，就知道自己的公民意识强不强了。
公民不仅有遵纪守法的义务，而且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一个好的公民，不仅严格履行公民义务，而且积极行使公民权利。
比方说，公民有参加民主选举的权利。这段时期，上海各个区的人大正在进行换届选举。在座的年满十八周岁的朋友们，想想你们是否自觉参加选举、认真行使民主权利，就知道自己的公民意识强不强了。
又比方说，公民有为政府出主意、提建议的权利。2010年上海将举行世博会，市政府以各种形式征集市民和各方面人士对世博理念的诠释、对办好世博的建议。在座的参与过这些活动的朋友们，我想用你们作为例子告诉人们说：“这样的人就是公民。”
许多活动，不仅是公民的权利，而且是公民的义务；是否积极主动地参与这些活动，往往体现了人们是否具有良好的公民素质。
比方说，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公益活动，是现代国家公民身份的最美好的体现。今年10月上海举行了特奥会国际邀请赛，明年10月，上海将举行第12届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届时将有17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万多名智障运动员与教练员，两万多名运动员家长和各国嘉宾汇聚上海。已经报名或准备报名参加志愿者活动的朋友们，我想用你们作为例子告诉别人：“这样的人就是公民。”
又比方说，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国家创造财富、以自己的创新劳动推动科技进步，这是一个公民在和平时期为国争光的最高境界。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一声巨响、一团巨大的蘑菇状云，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同学杨振宁先生次日从美国的报纸得知消息，激动万分。但他听说，美国原子弹之父费米的一名学生叫寒春1948年去了中国，他可能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访问，在北京的10天里，他与邓稼先多次见面，一直想解开心中的这个结，却不便深问。在离开北京快上飞机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问前来为他送行的邓稼先：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完全由中国制造的？邓稼先想了想说，据他所知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但请让他再去核实一下。第二天，在上海市领导宴请杨振宁的席间，一封北京来的专信送到了杨先生的手里。信是由邓稼先亲笔写给他的。信中证实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没有外国人参加，杨振宁读了竟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
2004年3月29日，世界粮食基金会在华盛顿宣布我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教授和非洲水稻专家蒙蒂·琼斯博士共同被授予2004年度世界粮食奖。2004年5月9日，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在以色列国会大厦举行隆重颁奖仪式，向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等10位世界顶尖科学家、艺术家颁发有“犹太人诺贝尔奖”之称的“沃尔夫”奖。袁隆平对新华社记者说，“站在领奖台上，我感到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光荣，这是一个国家的荣誉，也是世界对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高度肯定”。
确实，袁隆平和邓稼先都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但有人说，邓稼先让中国人不再受到恐吓，袁隆平让中国人不再挨饿。朋友们，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荣誉吗？
面对着他们，我要说：“这样的人就是公民！”
在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的同时，我们也要直面正视存在着的差距——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与中国辉煌历史相比的差距，与中国13亿人口相比的差距。温家宝总理前几个月对欧洲进行了访问，其间他多次呼吁，要求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为什么要这样呼吁？因为我们的武器还不够先进，我们用来支撑国力的科学技术还不够先进。
为此，我们要急起直追，加快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力争到2020年，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但我们要格外当心，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我们一些同胞和同事的行为，却非但没有为国争光，反而可以说自取其辱。交大的“汉芯事件”非常严重，但毕竟还是特例。更令人担忧的是虽然从单个事例来说性质没有那么严重，但因为综合起来数量巨大的低质量研究、甚至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据报载，我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数量已居世界第五，但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却排在第120位之后。甚至有人士指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无实际价值，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
这种令人担心的情况不仅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也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杜撰调查数据、拼凑研究论著、抄袭他人或自我抄袭的情况，可以说屡见不鲜。
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黑格尔说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我们难道真的让这些可恶的欧洲中心论者说着了？
有一位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字叫A.H.Smith，中文名字叫明恩溥，写过一本题为《中国人的素质》的书，其中对中国人的素质进行了相当消极的评价。我只要念一下这本书的目录，你们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内容了：面子要紧，省吃俭用，辛勤劳作，恪守礼节，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天性误解，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轻蔑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漠视舒适方便，生命活力，遇事忍耐，知足常乐，孝行当先，仁慈行善，缺乏同情，社会风暴，共担责任与尊重律法，互相猜疑，言而无信，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中国的现实与需要。第二十五章“言而无信”引用了另一位传教士的话：“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明恩溥认为，这位传教士的说法完全正确。
我们听了这些话，自然很不高兴，甚至有些愤怒：这个明恩溥，一定是个帝国主义者！
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环球时报》在今年八月公布了该报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学者做的一项调查，确定“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个外国人”，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刚才我引用的卢梭排在第1，马克思第7，比尔·盖茨第49，乔丹第50，明恩溥第16。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家李景汉对明恩溥有这样一段介绍，说他1845年出生，1872年来华，1892年出版《中国人的素质》，1906年返美募捐并“为中国做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说服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把两千万庚子赔款用在于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也包括创办清华大学。
对这样一位美国人的意见，我们不宜一骂了之。我们要学学鲁迅。鲁迅多次提到明恩溥的这本书，他读的是此书的日译本《支那人气质》。1936年10月5日，也就是鲁迅10月19日去世前两周，他还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也就是说，真要捍卫中国人的荣誉，最重要的是向世人显示一个真正具有荣誉感的中国人所应该具有的行为和品质。
由此我联想到去年春天的涉日游行。参加那几天游行的人们，我想大多数都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但是，游行时出现的有些非理性言行、低素质表现，恐怕是有悖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初衷的。
由此我又联想到8月15日《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差异”。什么差异呢？一位日本司机和一位在日本生活了15年的中国导游的差异。这位日本司机，“早上我们出宾馆上车，他已把行李仓打开，并蹲在里面，等我们递过去。第三天在京都时，中午我吃好饭，提前出去，他远远看到，快跑过来，马上打开车门。下午一同行要从自己的行李箱中拿雨伞，司机几乎把整个行李仓的行李箱全翻了出来，才找到这位同行的行李。当他把所有箱子全部归位钻出行李仓时，满头是汗，却依旧笑着”。可那位“中国老乡”呢？“他也许在日本学会了规范、严谨——严格执行预先的旅游路线，旅游计划，不容更改——但是，真正的敬业，他可能还没学会。比起日本司机来，见不到丝毫的热情与周到。严谨的日本司机可以说，没到集中上车时间不开车门，也可以在没到下行李地点不费那么多精力去翻行李。”
这里讲的是在日本的中国导游。说实在的，与那些和商店联手斩客的导游相比，这位中国导游的行为还不算太糟糕的。但与那位日本司机相比，确实有令人遗憾的差异或差距。更令人遗憾的，是媒体报道的一些在日本的中国游客的行为举止。例如，《亚洲时报》去年2月有一则报道，说：“中国近年经济急速增长，部分中国人富起来，外游的人也愈来愈多，日本也开始看准中国的市场，吸引中国游客到访日本。然而，有日本官员坦言，外来游客的犯罪个案之中，中国大陆的游客占了一半，在开放日本与维持治安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东京方面可谓是绞尽脑汁。”
2010年中国要举行上海世博会了，把上海世博会办得不亚于、甚至更优于2005年日本在爱知县举办的世博会，是我们作为中国公民、上海市民应非常严肃思考的问题。
在2005年的爱知县，从3月25日至9月25日，有两千多万观众参观了世博会。但在“整个世博会会场，人们看不到一处痰迹，一处口香糖沾黏的痕迹，也看不到碎纸和烟头。干净优美的环境让人心情舒畅，可让人充分体验人与自然共生的乐趣”。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160多天中，据估计将吸纳7000万名观众，平均每天有40万名观众进入场馆，高峰期间则人数更多。这7000万名观众中，中国观众将占绝大部分。我们每一位珍惜祖国荣誉的同胞，每一位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同胞，包括那些参与和同情涉日游行的同胞，应该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以更加文明的举止来向世人证明、包括向日本人证明——用鲁迅的话来说——“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今年8月8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了关于《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的通知，认为一些公民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不修边幅、不讲卫生、不懂礼仪、不守秩序、不遵法规、不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喧哗吵闹”等不文明行为，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批评，群众反应强烈。
2005年我国公民出国（境）旅游人数达3100万人次，居亚洲第一位。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0年将达到5000万人次，2020年将达到1亿人次。据欧洲旅游机构的统计材料，去年有40万中国人到欧洲旅游，随着今年9月1日欧洲22国对中国游客开放旅游，今年的数字将会至少翻一番，未来的数字还将继续大幅攀升。
在这个背景之下，《德国之声》报道说：
“德国旅游业也高呼：‘中国人来了！’但这不是兴高采烈的呼声。中国人的一些行为举止使德国人感到异常。导游不断听到抱怨的声音，埋怨一些游客随地吐痰、在自助餐餐台前咂嘴或打饱嗝。”
一篇我们自己的记者写的报道，这样描述他在法兰克福看到的我国游客：
“在德国法兰克福市中心的广场上，来自各国的游客们正在参观。一个二三十人的中国团也在其中。记者开始注意他们。不过几分钟，旅游团里就有一个男子随地吐了一口痰。在接下来的十多分钟里，随地吐痰者又有几人。其中一个人吐痰的时候，被一个德国人看见，记者看见德国人脸上分明露出了鄙夷。记者跟他们攀谈后得知，他们是北京某大型国有企业单位的考察团。在考察之余，他们也安排了一些旅游项目。他们接下来还要到巴黎、布鲁塞尔等欧洲其他城市。可以想到，他们将在各地留下痰迹。”
明镜周刊文章说这些情况都是“文化的撞击”。难道我们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
国外是这样，国内就更没有顾忌了。每年几个长假以后，媒体上都会曝光一些游客不文明的举止，对此在座的一定都非常熟悉。这，是否也要归咎于中国的文化？
其实，即便是文化在起作用，它也是能改变的。我曾经亲眼见到乡下农民在自己家里也随地吐痰的，但那些有出国能力的人们，恐怕一般不会在家里随地吐痰。有能力出国旅游的人们，往往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今天的中国，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往往住宅装修很体面，家庭卫生很讲究。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到了街上、到了国外，就会随地吐痰呢？
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不少同胞还没有真正树立现代公民应该具有的公共意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起过，“中国乡下老最大的毛病是‘私’”。他接着解释道：
“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起来是很美丽，在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斯，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
“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尘灰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
费孝通先生这些话写于1948年，遗憾的是，将近六十年以后，这些话现在我们读起来仍然觉得非常熟悉，这确实非常令人遗憾。
但是，今天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与1948年的中国根本不同了。中国已经从一个积贫积弱的东方古国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并且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全球化过程之中，对全世界和全人类承担起越来越大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把民族自豪感落实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中，把我们的公民意识落实在没有熟人监督的陌生人社会里。
现代社会，尤其是全球社会，我们作为个人往往是处于匿名状态。那些外出旅游的人之所以有那么多毛病，多半与他们觉得周围没有多少熟人有关。但是，尽管我们作为个人是匿名的，我们所属的民族，甚至我们所属的城市，则通过我们的肤色、语言、习惯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网络世界是最匿名的世界。但即使在网络世界，我们作为中国人也并不是匿名的。在网上发一个匿名的帖子，只要是用中文写的，人家就知道你是中国人。如果你的帖子不文明，人家就说中国人不文明。哪怕你是英文发的帖子，但只要你的英文多少有些破绽，如果你写的东西不文明，人家就会认为是中国人写的东西不文明。你的中文，你的中文式的英文，甚至你的IP地址，都在告诉别人，“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诚然，作为个人，我们在没有熟人在场的环境中犯个过错，通常不会损失多少东西。那些在法兰克福市中心广场随地吐痰的主任、书记、父亲、老师们，回国以后仍然行使他们的权力、享受他们的薪水，接受下属、小辈和学生们的尊敬。但说到底，荣辱观与公民意识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关于我们拥有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我们拥有多少权力、金钱甚至名声、尊重固然重要，但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是怎样的人，则更加重要。如果我们满脑子都只想着多拥有一些东西、要多占一些便宜，我们很可能忘记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