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文生平与著述活动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19世纪上半叶英国伟大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家和实践家。
1771年5月14日，罗伯特·欧文出生于英国北威尔士蒙哥马利郡一个居民不足千人的农村小镇纽塘（Newtown）。欧文在本地的乡村小学接受了初级教育。他天生聪慧，七岁时便做了老师的助手，并用助教所得的报酬抵充学费。九岁离开学校，到镇上一家商店当学徒。虽然离开了学校，但他仍坚持自修不辍，阅读了大量优秀作品和名人传记。经镇上三位新教卫理宗信徒的引导，他还专心阅读了一些布道和神学方面的书籍，甚至自己写了三篇布道文，并因此而赢得了个“小牧师”的绰号。年少的欧文早早就养成了独立谋生和自修自学的良好习惯。
1781年，十岁的欧文离开家乡，只身来到林肯郡斯坦福城一家大染料店做学徒。三年学徒期满，欧文于1784年回到伦敦，在一家大衣料店当徒工。1787年，16岁的欧文来到当时英国纺织工业中心的曼彻斯特，在一家布店当店员。两年后，年仅18岁的欧文借到100英镑，与别人合办了一家有40名工人的生产走锭纺棉机的小工厂。不久，因为合伙人另找了一名资本家搭档而与欧文分手。此后，欧文便独立经营这家小工厂，并取得很大成效。
1791年，欧文受聘担任曼彻斯特一家有500名工人的大纺织厂经理。他精心研究，改进纺织机的精密度，提高产品质量，并积累了管理经验。由于经营效果良好，厂主不仅给他优厚的待遇，还请他兼管自己的另一家纺织厂。年仅20岁的欧文就在英国实业界展露了头角。1794年，欧文加入当时由伦敦、曼彻斯特的三家最老的商号组成的查尔顿特威斯特公司，成为股东，并担任经理，经营得很出色。
曼彻斯特时期是欧文思想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正在进行着的产业革命及其后果，并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不仅非常关注工业技术的革新，也非常关注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问题。他同情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所遭受的痛苦，尽自己之所能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1793年，欧文参加了当地的“文学哲学协会”，还在会上做过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报告，并参与了协会刊物的出版工作，结识了不少学术界的人物。他原本希望通过协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寻找改革社会之途，后来发现这个协会的许多活动同自己的旨趣不合，便脱离了协会，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实践活动。他还参加了曼彻斯特卫生局下属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致力于改进工厂工人的健康状况和工作条件。
为了进一步扩大试验，1799年，欧文与人合伙以公司的名义又买下了苏格兰坐落在克莱德河谷的一家大棉纺企业新拉纳克棉纺厂。合伙人是苏格兰工厂主大卫·戴尔（David Dale），此人后来成了欧文的岳父。这家企业拥有2500名工人、四个棉纺织厂、一个大机器制造厂、拥有2000多村民的村落以及占地150英亩的农场。1800年，欧文卖掉查尔顿公司，从曼彻斯特来到苏格兰，成为新拉纳克棉纺厂的经理兼股东，全力经营这家企业，开始了他的伟大试验。
拉纳克是产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集中体现了产业革命给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带来的一切苦难。欧文初到拉纳克的时候，2500名工人的成分极其复杂，他们多数是来自失去土地的苏格兰农民、当地破产的手工业者和来自爱尔兰的流浪者。在徒工中有许多是从附近各教区贫民救济院招来的七八岁到十二三岁的儿童。工人工资微薄，每天却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甚至长达十六个小时。他们长年住在污秽不堪的工棚里，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更没有条件接受文化教育。不少人在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里酗酒、赌博、打架斗殴。虽然工厂的劳动时间很长，劳动强度很高，但生产效率却很低。
欧文入厂任职以后，以既有利于工厂主牟利又有利于增进工人福利为原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要措施有：缩短工时，把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为10.5小时；禁止雇用9岁以下的童工，把原来9岁以下的童工调离生产岗位，组织他们进学校学习；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工厂停工期间工人的工资照发；改善工人居住条件，修建工人新村；开办合作商店，排除商人中间盘剥，以低于商场1/4的价格供应工厂工人生活必需品；设立公共食堂和免费为工人治病的工人医院，改善工人饮食和卫生习惯；创办托儿所、幼儿园，减轻女工家务劳动，解除工人后顾之忧；组织工人互助储金会和保险公司，解决工人意外灾害时的生活困难；取消对工人的惩罚制度，改用说服教育的办法；美化工厂环境，修建厂内公园和广场；兴办模范学校，给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教育等。
由于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新拉纳克的劳动生产率较之一般工厂高出许多，企业利润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给股东们赢得了更多利润。新拉纳克的面貌焕然一新，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欧文的改革成就很快传遍英国，也传遍了欧洲，许多资本家、社会改革家、达官显贵、主教、大主教纷纷前来参观访问，了解拉纳克的新风尚。一时间，欧文本人也名声大噪，成了欧洲最有名望的慈善家。欧文的改革试验取得了极大成功，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
为更好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改造新拉纳克的改革成就，从1812年起，欧文开始从事著述活动，并于1813年写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新社会观，或人类性格的形成》。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从哲学角度系统阐述了他关于人类性格形成的思想，为其社会改革提供理论根据。
与此同时，欧文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活动。他访问了英国许多工厂区，详细调查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探索改善工人状况的方法和途径。1815年以后，欧文领导了制定工厂立法和限制工作日的斗争。经过欧文及其拥护者的不懈努力，英国议会终于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童工、女工和缩短劳动日的劳动法案，规定禁止使用9岁以下儿童做工，18岁以下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所有工人每天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时间，共一个半时。虽然在工厂主的压力下，欧文起草的法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以至于欧文发表声明表示不对该法案承担责任，但这毕竟是英国议会通过的第一个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法案。
1816年，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萎缩引起的失业问题，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在伦敦组成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讨论救济失业工人问题。会上成立了一个研究救济措施的委员会，欧文被委任为委员之一。在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欧文在讲话中分析了劳动阶级贫困的原因，但未及提出补救办法。应委员会的要求，欧文于1817年3月写出了《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报告书》，并提交下院济贫委员会。报告书提出为消灭失业必须广泛建立兼营工业的农业合作社，并绘制了平行四边形的公社新村草图，但遭到下院济贫委员会的反对。为了争取实现其理想，欧文在报刊上发表其计划和有关论述，并在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进行广泛的宣传。
1818年，欧文访问法国、瑞士、德国，考察了三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结识了一些大陆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并向“神圣同盟”的阿亨会议提出两份关于劳动阶级的备忘录，申述其改造社会的主要思想。
欧文对于自己在新拉纳克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满足。他意识到，虽然工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他们依然是“向我乞求恩惠的奴隶”[130]，他们的生活环境远不合乎人的尊严。欧文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机器的使用，新拉纳克2500名工人每天生产的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前还要用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那么，这2500人和60万人之间消费掉的财富差额去了哪儿呢？显然都分给了股东。而这些财富又是谁创造的呢？是工人。企业虽然拿出了很多钱去兴办工人福利，但股东们依然获得了优厚的收入。新拉纳克尚且如此，其他根本没有什么福利的工厂，利润会更多。欧文认为，工人阶级创造的巨大财富被企业主占有，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既然财富是劳动阶级创造的，那就理所当然应该归劳动阶级所有。这样欧文就从一个慈善家逐步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在谈到欧文的特点时指出，欧文的共产主义是通过“纯粹商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131]。
1819年英国通货膨胀、工资下降、工人失业等现象更为严重。然而，由于欧文的努力，新拉纳克工厂的工资并未下降。于是，由拉纳克郡缙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要求欧文提出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工人失业和居民贫困问题。为此，欧文于1820年5月撰写了《致拉纳克郡报告》，提出了他的“解除公众贫困并消除不满情绪的计划”。在这篇报告中，欧文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提出了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公社制度的主张。《致拉纳克郡报告》的发表，标志着欧文从一个慈善家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由于这一转变，欧文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他不仅失去了在统治阶级中享有的威望和荣誉，并且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也对他实行沉默抵制。但是，欧文没有退缩，他不仅依然满腔热情地宣传共产主义主张，而且更加坚决地从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
1824年，欧文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和一些追随者前往美国。次年，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向一个教派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及地上的建筑物，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示范性公社“新和谐”（New Harmony）。新和谐公社组织法规定：公社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按照年龄的区分获得同等的食物、衣服、住宅和教育，任何人在财产和待遇上都没有高于他人的权利；公社利用最完善的方法做好经济工作，生产和消费最好的物品；每个公社成员都要对公益做出最大的贡献。新和谐公社建立之初，曾引起欧美社会的广泛关注，参加者一度多达1000人之众，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著名人物。1828年，公社瓦解。欧文为此损失了四万英镑，几乎耗尽了全部财产。
1829年，年届六旬的欧文回到英国。虽然新和谐公社的失败让他几近一贫如洗，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直接转向了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实践活动。这是欧文人生进步的新起点。这时欧文倡导的合作运动正在英国工人阶级中蓬勃兴起，当时国内的合作团体大约有300个。于是，欧文又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到合作运动和工人运动之中，并创办理论刊物《危机》来宣传自己的学说，很快便成了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1832—1834年，欧文又进行了两大社会试验：一是积极在生产领域按合作原则建立合作社，由工人组织生产和改造生产；二是根据劳动公平原则在流通领域组织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用“劳动券”代替货币，使商品直接按自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欧文把这两项措施视为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手段。但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冲击下，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下，两项试验在两年内相继宣告失败。
在组织合作社和交换市场的同时，欧文还积极领导了工会运动。当时英国工人建立的合作社就是由工会组织起来的。欧文希望通过工会掌握领导和管理生产的权力，按行业直接组织生产，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制度和社会制度。1833年10月，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它实际上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总工会。欧文当选为主席，成为英国职工会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但“大联盟”成立不久就被英国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于第二年8月被迫解散。
1834—1835年，欧文又组织了各民族各阶级协会，创办了周报《新道德世界》。各民族各阶级协会于1839年改名为“理智虔诚教徒世界公社协会”，一度发展为五六十个分会。《新道德世界》周报从1834年11月创办起，一直持续到1845年。该报红火的时候每期发行量多达5000份。通过协会和报纸，欧文开展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团结了一批向往社会改革的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人士。1843—1845年间，年轻的恩格斯曾为《新道德世界》撰稿。
1836—1844年，欧文陆续分卷出版了他的《新道德世界书》，系统论述了他的共产主义学说，“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的最明确的共产主义”[132]。1839年，欧文又发表了《论婚姻、宗教和私有财产》一文，进一步批判现存制度，明确把私有制、宗教和现行婚姻制度称为社会的三大祸害。1849年，欧文出版《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从无理性到有理性的过渡》，概述了他自己的思想和大半生活动，包括哲学和社会历史观、新拉纳克的实践经验、向理想社会过渡的措施等，并为未来社会拟定了《以不变的自然法为基础的普遍适用的理性宪法》。1857—1858年，欧文出版了他的两卷本《自传》，这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
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欧文逐渐脱离了工人运动实际。他对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和越来越剧烈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持消极态度，仍然醉心于宣传自己和平改造社会的主张。他对1836—1848年的宪章运动持抵制的态度。在宪章运动**期间，1839—1845年间，他带领信徒们在英格兰南部汉普郡金伍德组织了一个“皇后林新村”，进行劳动公社的共产主义试验。试验勉强支撑了五年，最后以失败告终。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欧文在巴黎印发了许多小册子，宣传自己和平改造社会的主张。1858年11月17日，欧文在故乡纽塘镇逝世。
欧文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社会改革和共产主义事业。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133]。
二、欧文的社会历史观
欧文没有像圣西门、傅立叶那样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但他在有关人类社会的一些片断的、零星的看法中，也提出了人类历史不断发展而且是有规律发展的思想。
欧文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渔猎时代，进而发展到游牧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人们过着动物般的生活，所享受的权利都属于自然权利，不存在私有财产，但生活也像动物一样动**不定。到了犁耕时代，由于耕作需要固定的土地，人们逐渐认可土地由谁耕种便由谁占有，这样便产生了私有观念，出现了土地及其他财产的私有制。以往的自然权利受到破坏，被人为的权利所代替，人类社会进入了没有理性的时代，这是一个无知、愚昧、暴力、不义的时代。而一切不符合理性的、贫困和不幸的恶劣制度一定要向合乎理性的、富裕的和幸福的优良社会过渡，全世界终将发展到“理性的时代”。
在欧文看来，私有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但私有制也不是永恒的，它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必将为未来更高的发展阶段所代替。欧文同圣西门和傅立叶一样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有规律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不同的是，欧文考察了私有制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并指出了私有制将被公有制代替的必然性。这也是欧文高于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地方。
欧文思想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是他关于人类性格形成的学说。他“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134]。所谓“先天组织”，是指人的生理官能或天赋能力，即人的生理特点或本能，这是人的自然属性。在欧文看来，对每个人来说，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其自然属性大体上是相同的。譬如，人生来就具有谋求幸福的欲望，具有维持生命和繁殖生命的欲望。这种欲望就是每个人基本相同的人性。而人的性格之所以出现极大的差异，主要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造成的。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但主要是指社会环境。
从“环境决定人的性格”这一理论出发，欧文认为，社会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消灭这些罪恶，就应当消灭其赖以产生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欧文预言，全世界消灭罪恶和虚伪的现存制度并代之以符合善和真理的制度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这是任何人力都抗拒不了的。他号召人们积极行动起来，“竭尽全力从社会生活中消除掉恶，使自己的周围只有善”[135]。为此，就要用理想的社会制度代替现实制度。
欧文从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直接引申出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欧文是“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136]的。
欧文把教育看成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环境决定人的性格，那么作为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对人的性格的形成便具有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有时甚至把环境的改变看成是教育的结果，认为过去的恶劣环境完全是由于祖先的无知而产生的。在他看来，正是错误的教育使年轻人对于人们早年养成偏见的真正原因有了错误的认识，因而才产生人生的几乎所有祸害。
于是，欧文得出结论，要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环境，首先就要改变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他完全接受了爱尔维修教育万能的思想，认为只要建立优良的教育制度，实行良好的教育，就能培养人们优良的性格，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的罪恶，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一个“新道德世界”。
欧文最终把改造社会，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归之于教育，从而归之于掌握教育大权的统治者，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三、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既是欧文建立其共产主义理论的前提，也是其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目标指向和基本思路上同圣西门和傅立叶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他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时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及其根源有更深刻的了解，因此，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便带有工业革命时代的鲜明特征，其深刻性远远超过圣西门和傅立叶。欧文不仅把批判的锋芒明确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还运用劳动价值理论，从资本和劳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中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受的无数灾祸的根源
欧文指出，私有制、宗教和现代婚姻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三位一体的祸害”，其中最主要的是私有制，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受的无数灾祸的根源”[137]。
在欧文看来，私有制使人们彼此斗争和敌视、嫉妒和隔阂，是造成奢侈和贫困、专横和奴役以及欺骗、敲诈、仇恨、卖**等各种丑恶现象和罪行的根源。欧文指出，私有制是贫困的唯一根源，由于贫困而在全世界引起各种无法计算的罪行和灾难。在这一制度下，雇主把雇工只看成获利的工具，而雇工的性格则变得非常凶暴，长此以往，国家迟早会陷入一种可怕的、甚至是无可挽救的危险境地。私有制也是各国阶级纷争的根源，是迄今为止人类整个历史上发生的无数次战争和杀戮的原因，个人的谋杀、政府的屠戮、国家间的战争，都是财产私有的结果。总之，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
欧文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同私有财产制度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认为正是私有制使财产占有者变成了卑鄙的利己主义者，变成了利欲熏心、冷酷无情、贪得无厌的“衣冠禽兽”和“两脚兽”。在欧文看来，财产占有者的利己主义程度通常是同其拥有财产的数量成正比的，占有财产越多的人，越是不管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富人的财产都是公开的合法抢劫所得，他们攫取的财富大大超过其合理需求，但他们宁愿用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去豢养供他们享乐赏玩的四脚兽，却不肯拿出一点钱来为社会谋利。私有制让人拜倒在金钱的统治之下，把全世界变成了一所疯人院。
欧文指出，私有制败坏了社会道德。财产私有既损害穷人的性格，又损害富人的性格，它让穷人失业、贫困、饥饿与无知，又让富人穷奢极欲、贪婪无耻，让整个社会产生迷信、偏执、虚伪、仇恨、报复、战争。资产阶级鼓吹个人利益、个人自由、自由竞争，进一步加速了道德的堕落，人们为了发财而相互倾轧、尔虞我诈，致使人性中的高尚品性被破坏殆尽，而人性中一切卑劣的情欲则被激发出来并泛滥成灾。由于人们狂热地追求个人利益，结果就出现了各种罪恶行为和日益深重的各种灾祸。
（二）产业革命虽然大大增加了资本家阶级的财富，但劳动阶级的贫困、屈辱与痛苦也在加深
由于长期掌管工厂企业，欧文对产业革命带来的双重后果非常熟悉。他指出，英国机器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惊人的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在现存制度下，财富却变成了奴役大众的根源和人人角逐的对象。他举例说，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机器的使用，英国生产力增加了十多倍，这种生产本来可以满足全国人民的一切合理需要，但是，由于企业主掌握了权力和资本，占有机器和工厂，他们竭力榨取最大的利益，而创造着全国一切财富的劳动阶级却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
事实上，随着机器等技术发明的采用和大工厂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大大恶化了。首先，大机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其次，大机器的使用加强了工人之间的竞争，使得工人工资不断下降，工作时间不断延长，工人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再次，大机器的使用让大批妇女和儿童沦为资本压榨的对象。最后，随着“机械奴隶”和“化学奴隶”的迅速增加，对于“活奴隶”的需求日益减少，大机器的使用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流落街头。
欧文指出，机器本来是为人类谋幸福的手段，然而，不幸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排挤工人，成了工人失业、贫困和苦难的祸根。与资产阶级的财富同时增长的，是与日俱增的、显然无止境的劳动阶级的贫困与痛苦。欧文清楚地认识到，工人生活的恶化，完全不在于机器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
（三）工人阶级除生产出自己的生活资料外，还生产出剩余产品，工人创造的剩余产品被企业主以利润形式无偿占有了
欧文运用并发挥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对资本和劳动关系做了具体的考察和剖析。欧文接受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不过，欧文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却得出了与李嘉图不同的结论。他通过对新拉纳克厂的经营计算，初步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比他们消费的要大得多，这个巨大的差额，就是利润，但它全部落到占有工厂和机器的企业主手里了。也就是说，工人创造的剩余产品被企业主以利润的形式无偿占有了，利润就是剥削。在欧文看来，这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劳动者生产出剩余产品以后，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他们有权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
欧文指出，劳动在适当的支配下，对于社会所提供的价值，比劳动者维持相当舒适的生产所必需的费用要大得多。而且体力劳动得到适当支配后，在任何可以想象的世界人口增长的情况下，都可以在世界各地一直维持这种价值达许多世纪之久。既然如此，那种把工人群众的失业、贫困和各种不幸归因于生活资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的所谓“人口过剩论”就是极端荒谬的。之所以会出现世界充满财富而到处笼罩着贫困这一不合理现象，并不是因为人口的增长，而是因为创造很少价值或完全不创造价值的人获得巨额利润而创造很多价值的人得到很少收益或得不到任何收益。所谓“过剩人口”即失业大军，完全是不合理的制度一手造成的。
（四）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缺乏同生产手段相适应的市场或交换手段造成的，是生产过剩所引起的普遍灾难
欧文指出，如果实行正确的措施，机械生产力的增长本来是可以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幸福的。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却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由于劳动阶级日益贫困，农业和许多工厂生产部门的体力劳动的市场价格已经降到最低程度，而科学发明所造成的生产力却迅速继续上升，结果，为市场而生产的行业很快就会发生危机。
欧文认为，危机是缺乏同生产手段相适应的市场或交换手段造成的，而市场或交换手段之所以不能同生产手段相适应，则是因为在不正确、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劳动者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从而降低了购买力，使商品销售发生困难。生产手段在迅速增长，交换手段和市场却在缩小，即使世界市场也容纳不了日益增多的商品。危机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便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欧文把经济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消费不足造成的结果，这与西斯蒙第的观点颇为相似。只不过西斯蒙第从劳动者收入减少必然引起市场缩小的观点出发，得出的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因而应回到小生产的王国中去的结论，而欧文则从劳动者收入减少必然引起市场缩小的观点出发，得出了必须以合理的、新的社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
（五）资产阶级政府是掠夺、暴虐和欺骗的集合体
欧文指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切政府，无论其形式如何，虽然表面上都标榜自己维护人民的利益，但实际上都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对人民进行欺骗和残暴统治的工具。根据对历史上各种政体的考察，欧文认为，无论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寡头统治、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没有培养过人们的高尚性格，都没有为人民创造过幸福，它们都不过是无知、不义、欺骗、掠夺和暴力统治的集合体，其目的都是掠夺和折磨生产阶级，并为他们制造低劣、有害和罪恶的条件。不论哪一种政体，都不能保证人民明智和幸福。
欧文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他指出，不列颠政府完全是依据最虚伪和最有害的原则行事，用暴力和欺骗来统治。它口口声声要保证人民得到持久的福利，实际上却完全背道而驰。它宁可用7万英镑去扩充国王的马厩，也不愿拿出3万英镑去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扫除文盲的呼声。它建立种种不符合理性的制度和法规，蓄意“制造犯罪，然后又惩罚犯罪的人。它一方面进行罪恶的掠夺和屠杀，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掠夺和屠杀当成伟大的德行加以颂扬和奖赏，把人的理性完全搞乱了。总之，在欧文看来，不列颠政府是一切无知、贫苦、疾病、不睦、犯罪和随之而来的普遍流行于不列颠境内的灾难的直接或间接的根源。
欧文指出，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不过是一种骗局，危害极大。各政党进行竞选活动，总是怀着最坏的欲念，相互欺骗，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他们施展种种卑劣的手段，贿选舞弊，骗取选票。结果，选举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起着道德败坏的作用，并给社会带来无数的灾祸。所谓议会民主完全不过是幌子，统治世界的只是强权和欺骗：强者始终欺骗弱者，或用暴力压迫弱者。
欧文指出，不列颠政府为了维护私有制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制定了许多人为的法律。这些法律都极其残忍和不义，都是用来保护强者和凌辱、压迫弱者的，它时时刻刻在各方面造成犯罪和灾祸，完全违背了自然法，是极不合理的。
欧文指出：“不管过去的政权怎样，现在的政权都不能促进财富的生产、知识的传播和行政的合理管理。在现存的制度下，各国政府都是财富生产和知识传播道路上的最严重的障碍。”[138]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已经过时，已经不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必须彻底清除英国和世界各国的“极端无知和罪恶的政府”[139]，由新的更高一级的社会机构即“理性政府”取而代之。
（六）宗教迷信是人类生存的灾祸，而现代的婚姻则是以图谋财产为目的的
欧文把宗教迷信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制度同私有制一起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三位一体的祸害”，并列为阻碍社会改造的三大障碍之一，所以，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同时，对宗教神学和现代婚姻制度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欧文认为，宗教制造迷信、恶习和愚昧无知，传播谎言和谬见，破坏人的理性，为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辩护，为害极大。他指出，世界目前所知的一切神学，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一切所谓宗教，都不过是僧侣的欺骗手段和胡言乱语，这种妄诞的学说实乃货真价实的蠢举。
欧文指出，在人类智慧发展初期，由于无知而产生迷信，由迷信进而形成对神的崇拜，继而形成宗教，随后出现了僧侣阶级。他们玩弄玄妙手法，宣传所谓上帝的旨意、神的真理等来愚弄人民，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历来的宗教迷信都同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密切的联系。欧文还指出，各种宗教势力为了争权夺利，经常互相格斗，不断进行宗教战争，干着流血、破坏、屠戮和残杀的勾当，制造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惨剧。
欧文主张破除迷信，废除僧侣制度，把人从宗教神学的愚昧的折磨下解放出来，恢复其健全的理性。不过，欧文的无神论并不彻底，晚年甚至从无神论倒退到了自然神论，提出建立“合乎真理的宗教”或“理性宗教”的主张。
欧文批判了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婚姻制度，认为它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充满了虚伪和欺骗。在他看来，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现代婚姻，只是使人服从教会、维护私有财产和图谋私利的手段，因而给家庭，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种婚姻根本不是以男女双方纯洁的爱情为基础，而是基于宗教信仰和以图谋财产为目的的种种离奇的结合。它必然会产生大量令人厌恶的疾病、违反自然情理的罪行、杀人、神经错乱和发狂行为。欧文指出，资本主义的婚姻制度应当同私有制和宗教迷信一起加以消灭，给人以婚姻自由。
（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经过时，必须对其进行极其彻底的改造
欧文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分析和考察，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称之为文明社会，实质上却是一种欺骗和伪善的制度，是一种比野蛮社会更为残酷的奴隶制度。
欧文认为，无限发展的生产力将保证人们无穷无尽和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就像取水那样容易地生产财富，像利用空气那样充分地满足人类的一切合理需要，从而永远消除人类生活中的贫困和对贫困的恐惧。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力创造的社会财富却成为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原因。因此，欧文得出结论：“现存的社会制度已经过时，迫切要求实行人类事业中的巨大变革”，而且“这个改革是势不可挡的”。[140]
欧文根据新的强大的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一再阐明资本主义制度同无限的新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必然要被理想的合作制度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文的这一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欧文“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141]，“在欧文看来，到目前为止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142]。
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和批判，欧文指出，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灾难，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全部私有制，如果只对社会制度进行局部改革，那就不能消除邪恶，人也不能达到愉快享受理性的幸福的生活的境地。他把资本主义制度比作罪恶之树，主张用斧头砍掉这颗罪恶之树，彻底铲除邪恶的根源，“进行极其彻底的社会改造”，以迎接“正确原则和良好作用的新制度”[143]的到来。
四、共产主义劳动公社
欧文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是由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众多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联合组成的联盟共和国。劳动公社，又称合作公社、新和谐村、合作新村、方形村等，是未来社会的基层单位，实行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共同分配、权利平等、义务平等的原则。几十个、几百个以至几千个公社结成公社联盟，组成联盟共和国。
欧文关于建立劳动公社的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他在1817年的《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报告书》中就已提出了建立劳动公社的计划，只不过当时主要是把它作为一项消除失业和贫困的补救办法提出来的。此后不久，1820年的《致拉纳克郡报告》明确把建立合作新村看成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好途径和组织形式。在此后的一系列著作中，欧文详细阐明了劳动公社的基本原则、组织形式、领导体制、生产安排、生活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向世人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诱人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