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卡贝的生平及其《伊加利亚旅行记》
埃蒂耶纳·卡贝（étienne Cabet，1788—1856），是法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1788年1月1日，卡贝出生于法国金丘的第戎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小时候受过良好教育，并在父亲的木工作坊帮工。青年时期做过教师，后进入大学深造，先学习医学，后改攻法律。18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律师，开始从事政治活动。
19世纪20年代初，卡贝加入了旨在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密谋组织烧炭党，是该组织的左翼即共和派成员之一。他积极参加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一度对七月王朝寄予厚望，幻想法国走上民主道路。不久，便因为七月王朝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而大失所望。因为对七月王朝流露出不满情绪，卡贝被从巴黎调往科西嘉任检察官。
1831年卡贝当选下院议员，重返巴黎，并与邦纳罗蒂等人有所来往。他站在民主主义立场抨击政府，指责七月王朝背叛革命，并因此而屡遭控告。1833年，卡贝又创办《人民报》，以此为阵地传播激进民主思想，猛烈抨击政府。为此，他于1834年受到审讯，1835年被判处两年徒刑。他设法逃离法国，在英国过了五年的流亡生活。
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让卡贝认识到，科学和工业上的各种重大发明并不仅仅引起科学和工业的革命，而且也会导致政治革命。在他看来，世界的工业生产能力不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庞大，而且其发展规模已经到了足以实现平等的丰足和平等的幸福的地步。在英国期间，他先后编写了《世界通史》《法国通史》《英国通史》，并从中了解到旧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端。他系统研究了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马布利、摩莱里、巴贝夫、邦纳罗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爱尔维修、西耶士、罗伯斯庇尔等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和革命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兼收并蓄各家学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卡贝深受莫尔和欧文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写道，《乌托邦》的基本思想“深深地触动了我，以致每当我合起书来，总是不得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共产制度的问题”[23]。他把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出的基本原则称为“人类智慧最伟大的进步”，又对欧文“采纳共产主义的劳动、享受和教育制度”赞赏有加，并称欧文是最高尚的人。
1838年，卡贝完成了富于哲理性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标志着他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1839年，卡贝回到法国，正赶上布朗基等人领导的四季社五月巴黎起义。起义失败后，密谋组织发生分裂。卡贝逐渐认识到密谋活动往往缺乏耐心和组织涣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于是他便放弃了密谋活动，开始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宣传。
1840年，《伊加利亚旅行记》出版，书名为《威廉·加利斯达尔爵士在伊加利亚旅行奇遇》，1842年再版时改名为《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简称《伊加利亚旅行记》。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以活泼生动的笔调描述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伊加利亚共产制度；第二卷则从理论上和从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论证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第三卷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的简要理论概括。《伊加利亚旅行记》采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博得了贫苦大众的欢迎。他们把它当作新的福音书。卡贝也因此声名大噪，他和他的拥护者被称为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他本人也被追随者们尊为“慈父”。
1841年，卡贝的《人民报》复刊，为区别于1833年的《人民报》，取名为《1841年人民报》。该报是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报。该报当时影响较大，到1846年，订户一度达到4000人之众。
在19世纪40年代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和《人民报》的影响下，法国掀起了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伊加利亚运动，信仰卡贝学说的人达到近50万人。里昂、卢昂、马赛、图卢兹、格勒诺布尔、圣太因等许多工业城市都成立了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团体，其成员主要是手工业者和无产者。卡贝在各省拥有350名通信员和宣传员，他还同马德里、马塞罗纳、加泰尼亚、瑞士、伦敦等地有通信联系。
当局把伊加利亚运动视为对现有制度的威胁，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打击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卡贝认为在法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放弃了他原来反对搞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观点，提出到美洲去组织共产主义公社。1847年5月，卡贝印发了《到伊加利亚去》的传单，描绘了“伊加利亚”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未来图景。同年9月，卡贝前往伦敦拜会罗伯特·欧文，商量选择移民地点等相关事宜。
这时，法国正在酝酿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卡贝的移民主张遭到一些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只招收了二三百名信徒。这批人于1848年一月底作为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的先遣队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卡贝本人则留在了巴黎。
二月革命爆发后，卡贝领导成立了中央兄弟会，号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公开站到了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的对立面。
1849年，卡贝亲自率领第二批伊加利亚主义者到美国伊利诺依州建立了一个不足1500人的伊加利亚公社。该公社自1848年存在到1856年，由于矛盾和纠纷而宣告瓦解。对于这一实验，恩格斯曾经说过，法国“唯一有关共产主义的实验，就是卡贝的乌托邦的实验；这种实验的结果就是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个模范移民区，也就是说，从法国逃跑出来，然后在美国吵吵闹闹和陷于破产”[24]。
1856年11月9日，卡贝病逝。
二、卡贝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批判
卡贝以是否平等为标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形式：一种是不平等的制度或私有制，一种是平等的制度或公有制。卡贝这里所说的不平等的制度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制度，他把它们通称为“旧的社会制度”。公有制为基础的平等制度则是他希望建立的新制度。
卡贝认为，旧的社会制度下，一切国家的历史，都不外是纠纷与混乱、弊端与罪恶、战争与动乱、镇压与屠杀、灾害与苦难的历史。建立在罪恶、暴力、征服和压迫基础之上的旧的社会制度主要存在着三大根本性弊病。
旧的社会制度的第一个根本性弊病就是财富与福利的不平等。卡贝指出，不平等制度乃是人们划分为贫穷与富裕的根源，是包括来自贫富两方面的各种弊害的根源，是贪欲与野心、嫉妒与仇恨以及各种纠纷与战争的根源；一句话，不平等制度是任何个人和民族所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财富占有的不平等造成了贫与富的严重对立。富人几乎占有一切，游手好闲、不事生息，暴殄天物，或者把用以供养人类的土地产品拿去喂养犬马，以助声色之乐，或者划出大片园圃、牧地、田野、沼泽，留作驰骋狩猎、远足游乐之所。他们终日追逐奢华，挥金如土，耽于赌博，醉心酒色，骄奢**逸，腐化堕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劳动者受着残酷虐待，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他们虽然像“役畜和机器”一样不停地从事污秽、劳累、枯燥、有损健康甚至危害生命的劳动，所得工资却寥寥无几，他们营养不足，衣衫褴褛，住房拥挤破敝，还要为来日担忧。那些工作无着的人处境更为悲惨，他们甚至还不如森林里自由自在的野人幸福。财富与福利的不平等是旧的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不平等把社会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即穷人和富人、幸福者与苦难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并使他们彼此敌视和仇恨，不断进行战争。
旧的社会制度的第二个弊病是私有权。所谓私有权，就是使用和处置自然界所创造的财富的权利。按照卡贝的解释，私有制是贵族们侵占和盗窃的结果，他们一开始就攫取和瓜分了全部土地和全部动产，然后通过法律的形式，宣布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所谓私有权的实质就是使贵族阶层永远保有自己的全部财产，永远使人民处于贫困状态。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全体人民虽然去掉了奴隶的名称，但他们取得的只是名义上的解放。他们只获得局部的、不完全的自由，只享有对某些物品的民事自由，而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自由。也就是说，名曰自由的人民，实际上仍是奴隶。
旧社会制度的第三个根本性弊病是货币。卡贝指出，货币的产生为贵族们提供了一种积累和扩大财富的手段。它使贵族们可以把难以大量堆积和长期保存的土地产品换成金银货币，积攒起来，从而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于是，货币就代表了一切，成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它驱使人们不择手段地把它作为“首屈一指的目标”进行追逐。从而加深了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
卡贝认为，财富与福利的不平等、私有权、货币，这三个旧制度的根本性弊病既相互联系又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财富的不平等派生出其他一切弊病，而财富的不平等又是由私有权产生的，货币则进一步扩大了财富的不平等。在他看来，货币、财富的不平等和私有权是一切弊害和罪恶的根源。
卡贝在分析了旧社会制度的三大弊病之后，详细描绘了这些弊病所带来的严重社会恶果。首先是造成了名目繁多的盗窃、种类纷杂的盗贼和各种各样的残暴罪行。整个社会犹如一片禽兽出没、盗匪横行的丛林。其次是让整个社会纠纷丛生、诉讼不断。财富的不平等和私有财产使邻里之间、店主与顾客之间、继承人之间发生无数纠纷，引起成千上万的诉讼，整个社会乌烟瘴气。最后是对整个社会的舆论、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娱乐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色情图片、**小说毒害着人们的灵魂，助长了社会的混乱，赌博和决斗让人们习惯于搜刮和盘剥，习惯于把被夺走财产的对手的痛苦当成自己的快乐，甚至习惯于为图谋少许财产而残害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此等等。
卡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由于采用机器生产，由于从事经营和选择职业都是完全“自由”的，整个社会漫无秩序，到处是一团混乱。有的产品不足，有的产品过剩；有的行业人手过多，有的行业人手太少。这一切都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引起大批企业的破产和倒闭，造成了工商业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机器的发明本来是好事，但在雇佣制度下，机器的使用只是替少数人创造了巨额财富，却给其余的千百万人带来了更大的苦难。后者由于绝望，便破坏机器，焚烧厂房，杀死企业主，结果又招致政府对他们的血腥镇压。
卡贝在揭露旧制度的三大弊病的同时，还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他指出，旧的政治制度和它造成的灾难，都来自那三个最基本的弊病，是它们的必然结果。贵族出于维护自己的财富与地位的需要，把一切权力都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里，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旧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病就在于法律是由贵族或者富人制定的。富人貌似全社会的代言人，单独制定宪法，规定政治制度或社会结构，以法律的身份来决定一切，这就预示了一切事情的安排都将有利于巩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与压迫。
卡贝还揭露了资产阶级宪法中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指出，贵族们为了束缚人民，就要欺骗人民，就在自己制定的宪法中标榜什么主权属于人民，什么代议制政府，什么自由、平等，甚至承认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实他们不过是用这些空话来蒙蔽无知的人们，阻止那些生活犹如牛马的人们起来反抗罢了。因为宪法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就是把剥削合法化，使每一个私有主都有滥用自己财产的权利，以牺牲公众的利益来满足一己之私欲。议会不过是贵族们的玩物。议员们把自己的职责当成儿戏，他们为了捞取选票，许下漂亮的诺言，一旦当选便会忘个精光，只顾忙于寻欢作乐，钻营私利。所谓多数派议员就像是动物园里那些为虎作伥的兽群，举手通过大臣们所需要的法律。
贵族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他们只允许那些忠于贵族的教师任教，而且只许他们讲授那些对贵族有利或者至少是无害的知识。他们垄断公共教育，目的就是为了麻痹人民，使人民永远处于无知状态，以防止他们在政治上觉醒。他们还禁止谈论政治，实行严密的书报检查制度。与此同时，贵族们又把宗教作为更有力的愚民工具，并美其名曰启导人民。
旧制度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也都是用来压迫人民的工具。议会每年都要通过预算，从穷人身上榨取大量税款，这些税款部分用来支付贵族官吏的巨额俸禄，部分用以收买拥护王室的穷人，还有一部分便是用于维持一支专门保护贵族和王室的庞大军警队伍。虽然军队是从人民中征召的，但它是为维护贵族利益而建立的，是贵族用以压迫士兵的父老兄弟的工具和压迫士兵本身的工具。如果说捐税对人民来说只是一种负担，那么，服兵役充当牺牲品则可以看成是一种“血税”。穷人的孩子被迫从生产部门中抽调出来，去守护贵族的园圃，或者为贵族们实现其侵略异国的野心和维护其腐朽的统治而战死沙场。所有的警察、监狱等，也都纯粹是报复与压迫的工具。
但是，所有这些法律、警察、法庭、连同它们的那些判决、刑罚和种种镇压措施与恐怖手段，都远不能带来纪律与顺从，而只能增加不满与仇恨，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迫使他们举行暴动和起义。于是，动乱不断发生，从事自卫或起义的组织接连出现，暗杀和暴动层出不穷，甚至爆发内战。为了维护和巩固贵族的统治，瓦解人民和解除他们的武装，政府又会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组织更为庞大的军队、民团和警察队伍，以及各式各样的法庭和数不胜数的监狱。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在卡贝看来，旧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病带来的只能是阴谋、内战、流放和屠杀，整个社会由此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场和一座真正可怕的地狱。
通过对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卡贝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既然一切罪恶事物都不过是不良社会制度，特别是不平等制度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地通过根除它产生的原因，以平等制度取代不平等制度，来消灭这些现象”[25]。第二，建立在财产公有基础上并具有共同利益的共产社会是“唯一能够实现平等与博爱，避免各种贪欲与野心，消除一切竞争与对抗，克服嫉妒与仇恨，使恶行与罪愆不可能出现，保证亲睦与和平，并最终给重生的人类带来幸福的社会制度”[26]。
三、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共和国
伊加利亚共和国是卡贝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他认为，地球上的一切财富都是大自然赋予的共有财产，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大自然的儿女和继承人。因此，人人都有共享财富的平等的自然权利或称为天赋权利。伊加利亚共和国是人们自由和自愿地联合起来争取共同利益的人类结合体。这里的人们实行财产共有，共同劳动，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享受着同样的福利，承受着同样的负担，每个人都是社会的成员，都是兄弟。这是一个平等、博爱、统一的社会，它不但给穷人带来幸福，也同样给富人带来幸福。在上述基本准则下，伊加利亚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婚姻制度、对外关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自己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伊加利亚的政治制度
伊加利亚的政治制度是一种近乎纯粹的民主制度，其总体原则是，人民是主权者；一切都民治民享。
第一，伊加利亚共和国是以小公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平等大家庭。为了便于人民和人民的委托人实施管理，共和国共划分为面积和人口大体相等的100个省，每个省有10个面积和人口几乎相等的公社。
第二，人民是主权者，共和国的主权属于人民，只有人民有权制定或委托别人制定社会公约、宪法和法律。人民有权通过宪法和各种法律对有关他们人身、行动、财产、食品、服装、住宅、教育、工作以至娱乐等问题做出规定。人民把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委托给执行委员会，但他们保留以下权力：选择人民代表和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权力，同意或否决人民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和行动的权力，司法权力以及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的权力等。
第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掌握立法权。它由两千名代表组成，代表任期两年，每年改选一半。代表大会是永久性机构，休会期间由一个监察委员会代行职权。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制定宪法和法律，特别重要的法律必须由人民批准。各省的代表大会隶属于全国代表大会，其任务是监督法律在本省的执行，并结合本省实际情况讨论和颁布有关法令。它由各公社分别选出的120名代表组成，每年也改选一半。在基层，由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是人民执行自己所保留的那些权力的机构，也是采取措施保证全国和省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法令的执行，根据宪法解决有关本公社特殊问题的机构。全国、省代表大会和公社公民大会都划分为农业、食品、服装、住宅、工业、商业、公共教育、统计等15个专业委员会，实施管理和监督职能。
第四，实行行政和立法分离。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是各级执行委员会。为确保“人民是主权者”得到贯彻，伊加利亚共和国的执行机关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行政机关只是负责执行立法机关的决议、法令和意志，因此，它始终以人民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进行工作。行政机关对人民和代表大会负责，向其报告工作，并且可以随时撤换。执行机关的另一条基本原则是，行政权绝不单独委托给一个人行使，而是交给我们称之为执行委员会的集体来行使。也就是说，行政工作不是一长制而是集体领导。各级执行委员会均由16人组成，设主席1人，每一位执行委员都负责一个部门的领导工作。执行委员会由选举产生，任期两年，每年改选半数。
第五，共和国的公职人员不享受特权，不脱离生产。在伊加利亚共和国，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人民的受委托人，都是选举产生，有一定任期、向选民负责并且可以罢免的，为了防止僭越职权，任何人不得同时兼任立法和行政职务。法律规定，所有公职人员，包括全国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主席都没有特殊待遇，不设警卫，没有年金，不领薪俸，吃住也同其他公民一样。同时所有公职人员都不脱离生产，如果他们当选前是工人，当选后依然不变，离职后回原岗位。
第六，共和国没有军队、宪兵、警察和监狱，也没有固定的专门的法庭和专职法官和律师。在伊加利亚，由于没有了贪欲和野心，因而根除了阴谋、政变和革命，也没有凶杀、偷盗、纵火、强奸等罪行。管理工作非常简单，主要是组织生产和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人民除了服从法律之外是完全自由的。军队、宪兵、警察和监狱都不再需要。专门的法庭也不需要了。因为共产制度下几乎不存在犯罪行为，刑法也非常简要。所谓犯罪，也不过就是轻微的违背公共道德或失职之类的错误。所以“犯罪分子”由犯罪所属的社会组织进行审判即可，学校、家庭、工场、公民大会都可能成为法庭。审判总是本着以教育为主的原则，即使惩处也非常轻微，如警告或通报等。卡贝在这里实际提出了刑罚必须废除，代之以对青年人的教育和对成年人的正当的精神影响的观点。
（二）伊加利亚共和国的经济制度
首先，共和国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伊加利亚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土地连同它的地下矿藏和地面建筑，所有社会成员的动产，所有的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都不可分割地属于全体人民所共有。共和国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企业，它“主宰着一切，它集中一切、统一一切、调节一切、融合一切和指导一切”，以“避免浪费与损失，实现彻底的节约，充分发挥人们的才智，无限地扩大生产力，增加产量和增长财富，不断地改进人类本身，并且随着人种改良的限度不断被冲破而不断超越人们幸福所受的限制”[27]。
共和国工业委员会是全国进行计划安排和指挥调度的最高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确定为满足人民衣、食、住、用的需要必须生产和制造哪些东西和生产多少，组织工人在工厂里制造这些东西；选定最适当的厂址和最完善的设计，组织人们建设工厂，创办各种大规模的联合企业；选定最优良的工艺方法，积极推广各种新的发明创造和成功经验；训练大批工人，向他们提供原料和工具，以最有效率的劳动分工给他们分配工作；把所有产品集中起来，分别储存在一些巨大的仓库里，然后再分配给所有劳动者。工业委员会通过严密的统计制度，对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生产状况、人口、劳动力等进行精确的计算和合理安排，通过劳动分工和统一调配，组织一切必需品的生产，就可以保证产品既不过剩，又不匮乏，克服资产阶级制度下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弊端。
其次，共和国实行普遍劳动制。在伊加利亚，所有的人都是国家的劳动者，都为共和国劳动。所有的人，不论男女，都毫无例外地要参加一种生产行业，掌握一种生产技能，或者说从事法律上规定的一种职业。劳动被视为共和国的一种公务，是18—60岁的男子和17—50岁的女子的社会义务。只要达到法定年龄，人们就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既可以选择体力劳动，也可以选择脑力劳动，既可以选择工业劳动，也可以选择农业劳动。如果选择同一职业的人数超过实际需要，就通过考核，采用择优分配的办法规定他们的职业。不过，人们一般都习惯于子承父业。青年人在选择职业以后还要接受专业教育，这种教育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
在伊加利亚，人们不仅仅把劳动看成是义务，而且看作生活的乐趣。社会舆论以劳动为荣，不论什么劳动都同样光荣。共和国开展劳动竞赛，任何劳动者只要做出比他职责所要求的更为重大的贡献，或者在本行业有突出的发明创造，那就特别受人尊敬，得到公众的赞扬，甚至获得国家荣誉。共和国还特别注意优待那些从事最艰苦的职业和劳动的人，以便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做出补偿和给他们以鼓励。
共和国无微不至地关怀工人，想方设法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把新的技术、工艺和机器广泛应用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甚至把机器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机器的广泛应用给伊加利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改善了劳动条件，降低了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为实现按需分配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共和国在逐渐缩短工人劳动时间的同时，还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休假和退休制度。它还制订了不同季度的劳动计划，并规定妇女比男子的劳动时间要减少2—3小时，因为她们早晨和下午还要从事家务劳动，所以统一规定妇女上班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1点。妇女一般都在适合她们特点的妇女工厂中劳动。在伊加利亚，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也被认为是对共和国有益的劳动。
再次，伊加利亚共和国是一个工业、农业、交通发达的社会。共和国的工业生产建立在高度机械化的技术基础上。在这里，国家对新技术、新工艺十分重视，大力推广各种新的发明创造，选定最佳的工艺方法，还注意从国外引进新机器。凡是可以以机器从事操作的作业，都一律使用机器，特别是那些危险作业、繁重作业、有损健康的作业，不洁净的或者令人厌烦的作业，都由机器来进行。工业管理实行民主负责制，每个工厂的规章都是经工人讨论决定的，各种负责人员都是由工人自己推选出来的。适合一切工厂的法律则是由全民的代表即所有工厂工人共同选举的代表制定的。正因为工人们执行的都是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所以他们工作起来总是自觉自愿，毫不迟疑。
农业是共和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伊加利亚的广阔土地上，遍布着以公社为中心的数以千计的全民所有制农庄。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它要求所有公民都必须懂得农业的一些必要知识，以便在必要时从事农业生产。国家规定凡是选择务农的青年都要接受一年的理论的和实践的专门教育，然后回到自己所在的农庄继续完成学业使自己成为优秀的农民。国家为农民提供印刷精美的《农业百科全书》《蔬菜培育指南》《园艺指南》等农业书籍和《农业报》，帮助他们了解国内的最新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还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先进经验和最优良的动植物品种。农业生产注重因地制宜，因为各省各公社的土质并不相同，所以种植的作物也不一样。农庄也像共和国的工厂一样按典型设计来修建。农民住宅的设计和家具设备也和城里的完全相同。农民和工人一样，也是国家公职人员。国家还为农民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提供了川流不息的大大小小的公共马车。农民的生活同城市居民一样舒适。
共和国的交通运输也十分发达。共和国以极大的努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现代化的运输工具，既为人们的工作和旅行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又为沟通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保证。
最后，伊加利亚共和国实行按需分配。国家供给人们所需要的食品、服装、住房、家具等并按照性别、年龄和法律上规定的某些其他情况，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数额。以食品为例，任何一种食品如果数量足够分配给所有的人，每个人就都可以得到相等的份额；如果数量只够分配给一部分居民，就根据情况按年、按月或按日轮流分配。不过，这种平等并不是“彻底的和绝对的”，而是以每一个人的需要为依据的相对平等，凡是需要吃比别人加倍的食物才能饱肚的人，便有权领取比其他人多一倍的食物。
由于每个人需要的一切都由共和国按实物进行供应，伊加利亚取消了货币和买卖。“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是共和国的经济生活中的一条原则。不过，对外贸易仍然存在。
（三）伊加利亚共和国的教育制度
共和国重视公民德智体全面发展。国家参考古今一切教育制度制定出公共教育制度，对体育、智育、德育和公民教育的教学内容都在法律上做了明确的规定。所有公民，不论性别和职业，都要接受同样的普通教育，或称基础教育，内容包括人类应有的基础知识。它还要求所有的青少年在接受普通教育的基础上还要根据从事的职业分别接受专门的教育，使每一个人都能掌握他将要从事的科学工作或生产事业的一切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以便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取得出色的成绩。体育的目的是使孩子身体四肢和各个组织健全地发育。共和国尤其重视德育，在伊加利亚人看来，人的心灵比较他的身体和智力更为重要，德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懂得他们应尽的一切义务、应具备的优良品德和应该避免的一切恶劣行为和习惯。法律对不同类型教育的教学方法、学习时间和先后次序也都做了明确规定。共和国的教育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教育一般在课堂进行，而实践方面的教育则在工厂里进行。学徒们在这里经历若干阶段的学习，并开始真正用他们的劳动贡献来报答共和国。
卡贝注意到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明确提出了工业革命为共产社会提供了客观条件的思想，他指出：“由于当代工业的发展，现在要建立共产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由于蒸汽和各种机械的使用，生产力有了显著的而且将是无止境的发展，这就保证了我们有可能实现富裕和平等。”[28]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卡贝的伊加利亚共和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对新技术、新工艺、新发明创造、新工艺方法，国家都会积极支持并大力推广，发明创造者会受到褒奖，获得各种荣誉。国家还非常重视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四）伊加利亚共和国的社会生活
家庭是伊加利亚社会的细胞，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崇尚多代同堂，辈分最长者为一家之主，各成员之间互敬互爱，整个家庭充满安逸、欢乐和幸福的气氛。每个家庭尽可能地共同居住，一律不雇用仆人，没有单独的家庭经济，由社会统筹收支。但伊加利亚的家庭已不完全限于血缘关系。如果城市家庭愿意接受，农民的孩子可以进城择业，同样，如果农民家庭愿意接受，城里的孩子也可以进入农民家庭。伊加利亚的家庭成员有时多达四十几口。
伊加利亚人对吃饭问题很讲究，也很重视。法律规定，首先生产必需品，其次生产有益的食品，最后生产味美可口的食品。伊加利亚人每日四餐，小早餐和早饭分别在工厂车间和工厂食堂用膳，午餐由本街餐厅准备，晚餐则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在卡贝看来，这种把集体就餐与家庭进餐结合起来的方式，既有利于生产，加深邻居间的了解和亲密关系，又能减轻妇女家务劳动，促进家庭的和谐与幸福。
伊加利亚人十分重视居民的服饰，它把需要、实用和美观结合起来，做到既整齐划一，又丰富多彩。在这里，不仅男女穿着有别，就是相同性别也依年龄和身份不同而各有其经常更换的服装。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穿着也不一样：工作服和便服都比较简单随便，会客或参加公共集会时穿的衣服就比较严肃大方，宴会或庆典时的穿戴则比较华丽。
共和国也十分关注居民的住宅和室内设备。伊加利亚的创始人在征求住宅委员会和全体人民的意见并研究了所有别的国家的住宅建筑后，确定了住宅的标准设计、大小格局和分配方法。这里的住宅在舒适和清洁方面都十分完善，室内设备合理，配备齐全，兼顾了划一性的种种优点与多样性的各种长处。农村住宅的设计与家具设备与城里完全相同，并且更为宽敞，厨房更为讲究，设备也更加齐全。
伊加利亚没有私人车辆，他们外出全都乘公共车辆，各条线路的公共车辆每两分钟就开出一趟，速度快，秩序好，座位舒适，非常方便。共和国建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为人们的工作和旅行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婚姻制度上，共和国规定，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结婚；对象的选择完全自由；夫妇平等；必要时也允许离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享有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护。
伊加利亚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们的不同信仰都会受到尊重。不过，男女青年只有在学习了各种科学知识并达到法定年龄之后，才能接触宗教体系和宗教思想，在此之前，任何人不许对他们进行宗教宣传。法律规定，年满17岁的男青年和年满16岁的女青年，要受为期一年的关于宗教知识的教育，由哲学教师介绍各种宗教体系和宗教思想。此后他们才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共和国实行政教分离，教会不仅不占有任何政治权力，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法律。教徒不举行宗教仪式，没有教堂，不用修行，取消斋戒、禁欲、忏悔、祷告等做法。教士的职责是宣传道德，谈经讲道，提供意见，劝慰别人。他既不惩罚人，也不能给人救赎。教士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楷模。严格说来，伊加利亚人所信奉的宗教不过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哲学观点，目的是教人彼此相爱，亲如手足。伊加利亚的教士也像其他职业一样属于公职人员，无论男女都可以做教士，教士也可以结婚。年满18岁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可以自由报考，由国家考核录取后依次任见习教士、候选教士和教士。卡贝甚至把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直接等同起来，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基督主义”，“甚至是最具宗教性的学说”。[29]
（五）伊加利亚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伊加利亚共和国实行与一切国家友好相处的政策，不背信弃义，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企图征服任何国家。
首先，在国际事务中，伊加利亚不做任何可能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事情，尽可能不去干涉邻国的事务，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始终把各国人民当成自己的兄弟看待。
其次，伊加利亚虽然坚信自己实行的共产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也坚信一切民族都将实现共产制度，整个世界将联成一个国家，人类将组成一个大家庭，但它不会将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别国。在伊加利亚人看来，“只要这种制度在伊加利亚试验十分成功，就能对所有其他民族有好处，反过来，要是别的国家急急忙忙地试验，效果又不好，便反而会对伊加利亚的试验不利”。因此，“不要企图加速共产制度在各个国家的建立”，而是“要集中精力处理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直到共产制度在我国臻于最完善的地步为止”[30]。
最后，当共产制度彻底巩固之后，伊加利亚人不能忽视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享受到共产制度的幸福，但帮助的方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武装干涉，而只能是宣传、试验和示范，与一切自由民族结成联盟，邀请外宾前来参观伊加利亚的幸福生活。伊加利亚“不企图征服任何国家”[31]。
四、“过渡性社会制度”
卡贝认为，共产制度代替私有制并不能立即实现，不可能依靠暴力和强制一蹴而就，只能通过对公众舆论、对全国人民进行劝导和说服，逐步地、渐进地加以实现。也就是说，在不平等制度和平等制度之间，或者说在私有制度和共产制度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和过渡性的制度。这个过渡性制度“是一种既保留私有制、又尽可能迅速地消灭贫困和逐步废除财产与权力的不平等现象的制度；它通过教育为共产制度培养新的一代或若干代人；实行普选，并且首先开放言论和结社自由”[32]。
（一）过渡性社会制度的必要性
在被压迫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为什么不能立即以共产制度代替私有制，而是“绝对必须”在二者中间有一个过渡性社会制度呢？卡贝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所有的富人和私有主在思想上都浸透着旧习惯和旧成见，他们视财如命，如果强行没收他们的财产，就会把他们推入绝望的境地，迫使他们起来反抗，阻挠和破坏社会改革。第二，由于长期受暴政的压迫，穷人一般都缺乏应有的习惯和必要的才能来立即担负起管理共产社会的责任。第三，真正建立和实现共产制度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是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规模最宏大的任务，尚缺乏物质技术基础。因此，要立即完全地建立共产制度，马上全面地实施共产原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卡贝认为，过渡时期的长短，依各国具体情况而定，可以是三十年，也可以是五十年，甚至是一百年。伊加利亚的过渡时期原定50年，后在实践中缩短为三十年。
（二）过渡性社会制度的主要措施
卡贝为过渡性社会制度规定了二十三条原则，其基本内容是：第一，在过渡时期既保留私有财产，实行自由劳动制而不是义务劳动制，又对新取得的财产实行逐步消灭社会不平等和逐步发展社会平等制度，以便从过去无限制的不平等过渡到未来完全平等的财产制度。一切现存私有主的私有财产都受到保护，但可以通过继承、赠与等方式予以改变。废除旁系继承制，取消遗赠权，禁止赠送不动产。国家有偿征用私人财产。
第二，新制定的法律必须以降低富人的富裕程度、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和各方面逐步建立平等为目标。改革财税制度，对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和劳动不征税，对富人及其“多余产品”征收累进税。取消无益的公共开支，对公职人员一律发给适中的薪俸。调整工人工资，稳定生活必需品价格。为劳动者提供工作机会，为穷人修建住宅。解散旧军队，发给军人复员金，组织他们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劳动。利用国有财产、公共土地建设新城市、村庄和农场，收容一部分穷人，组织工人协作社和试办公社，逐步扩大公有制。为穷人结婚提供方便，实行适当的人口政策。
第三，发展教育事业，把新的一代培养和教育成为实行共产制度的公民，国家为此提供充足的经费，配备必要的师资。
第四，建立民主共和国，主权属于人民，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但过渡时期必须实行专政，保留镇压手段：“既然在50年内仍将保留私有财产，那么，在这段期间里就难以期望不出现犯罪，因而便需要保留镇压手段。”[33]所以，他设想革命初期需要立即组织以“独裁长官”为首的包括被压迫人民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专政委员会，以巩固胜利成果，还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国民卫队，以镇压敌人。
卡贝认为，在过渡时期，旧观点和旧习惯经过讨论、教育和实践逐步得到改造，新观点和新习惯逐步形成。这样就会让富人主动向共和国献出自己的财产，以便使自己参加共产生活。伊加利亚共和国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最高领导人伊加尔率先垂范，把自己全部财产献给共和国建立共产区，一些公爵、伯爵等贵族以及许多私有主纷纷效仿，献出了巨额财产。到过渡时期中期，人们的财富越来越趋于平衡。越接近过渡时期后期，这种趋势便越明显。
（三）获取政权的道路和途径
对于获取政权的道路和途径，虽然卡贝批评欧文寄太大希望于君主和贵族们的善良愿望，认为所有的工人都应该成为共产主义者，并号召被压迫的奴隶们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自己的权利和子孙的幸福而斗争，甚至有时也期待群众起来革命，但总体上看，他在理论上是反对革命的。卡贝多次强调，只要采取规劝说服的办法，诉诸理性，依靠公众舆论的力量，就一定能达到目的。他声称，“依靠舆论，通过说服来走向共产制度的胜利，无论如何缓慢，总比通过暴力更为迅速，更为可靠！对于这一点，我的信念无比的坚定。如果革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一定坚持这个原则，即使为此而死于流亡之中也在所不惜”[34]。在他看来，暴力违背共产主义原则，“暴力的害处要比好处多”，所以它总是昙花一现，总是破产。他断言：“既不需要暴力，也不需要革命；从而，无论密谋或暗杀，全都用不着。”[35]不过，在《伊加利亚旅行记》第一卷中，卡贝在叙述伊加利亚共和国建立时，却为人们树立了一个通过武装起义，推翻反动王朝，建立人民政权的样板。
五、卡贝伊加利亚共产主义的基本评价
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学说是法国工人阶级和贫困劳动人民在七月王朝反动统治下寻求革命理论的反映，它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和对新的理想社会的描绘表达了无产者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愿望。接受卡贝学说的主要是“法国工人的绝大部分”[36]，在其影响下出现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运动是法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卡贝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人民的觉悟，并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早期活动产生过影响[37]，恩格斯曾称其为“法国广大无产者的公认的代表”[38]。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卡贝的最大贡献是他从私有制的存在必将产生一系列社会弊端这一前提出发，论证了过渡时期保留镇压手段的必要性。他发挥了巴贝夫等人提出的有关过渡时期思想的幼芽，第一次把它发展成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过渡时期理论，对过渡时期的性质、过渡时期的必要性、过渡性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原则以及过渡时期实行专政和镇压的必要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不过，卡贝的学说只是在工人阶级纯粹出于阶级本能的共产主义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共产主义，他的历史观以及他的共产主义学说本身都存在着许多不切实际的成分，他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称他是“一个最受欢迎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39]，把他建立乌托邦式新移民区讽喻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