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恩格斯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并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同一结果。一部唯物史观史，就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双翼的双桅船不断前进的历史。
众所周知，《莱茵报》期间的政治活动使马克思产生了“苦恼的疑问”。这个苦恼疑问的实质就是，经济利益还是历史理性决定社会发展。马克思在历史观上陷入矛盾之中。几乎与马克思同时，恩格斯在英国也陷入思想矛盾之中，即遇到了物质利益和思想原则的矛盾问题。1842至1843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国家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物质利益和思想原则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同的出发点；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处于相同的理论水平上，即已看到物质利益对国家或阶级关系不可抗拒的决定作用，但在整体上仍停留在唯心主义的精神世界。
《莱茵报》时期遇到的“苦恼的疑问”促使马克思重新审视黑格尔法哲学，重新考察国家和法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演变。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初步形成了“历史现实”决定“国家观念”的观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颠倒法”分析社会结构，自觉认识到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基础和动力，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自觉认识到现实的主体不是理性而是人，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56]。
在马克思进行历史研究和哲学批判之际，恩格斯从事着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其成果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在这两本著作中，恩格斯表述了自己对社会发展史的看法：一是私有制是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的经济根源；二是人类的生活、斗争和创造构成历史的真实内容，“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57]；三是为了使人类社会从私有制这种人为的、无理性的社会过渡到自然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关键就在于唤起人的自觉，根据人的本性来安排世界。
可见，尽管此时马克思进行的是历史研究和哲学批判，恩格斯从事的是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但二者达到的是相同的理论水平：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放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理论结构，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人的本性决定历史发展。
第二，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恩格斯发现私有制决定阶级关系，这些观点都是具有发展能力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以说是联璧之作，思想不谋而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告别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的同时，开始走向唯物史观。
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为马克思理解历史本质提供了一条线索，但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实质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仍是秘密，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解答“历史之谜”；对当时的恩格斯来说，“把人叫做斯芬克斯谜语的猜谜者”，也并没有解决人如何创造历史的问题。解答“历史之谜”推动着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猜中“现代的谜”推动着恩格斯考察英国状况。前者的标志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者的标志是恩格斯的《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手稿》的基本概念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概念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带有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历史辩证法的内容，开辟出通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这样，在《手稿》中出现了两种逻辑并存的局面；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在后一种逻辑的基础上，唯物史观的研究获得了重要突破。
异化劳动理论为马克思剖析社会结构提供了一条线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种异化，即意识的异化和经济的异化，其中，经济异化是基础，它决定并导致了宗教、国家和法等其他领域的异化。这样，马克思便深入到了市民社会的深层结构，把黑格尔的精神异化决定论、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决定论颠倒过来了，同时也把自己先前的政治异化决定论颠倒过来了，从而实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颠倒。
异化劳动理论为马克思探讨历史规律也提供了一条线索。在《手稿》中，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成了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这就意味着把研究“物”的问题归结到研究人类活动本身的问题，变为研究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异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使马克思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58]。这一观点深刻地说明历史是人的自我创造的过程，是历史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
运用异化劳动理论去研究历史，使马克思站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门之前。这条思想路线既不像布尔所说的那样，是“仍然按照黑格尔的方式让事物服从于预先构想出来的辩证法本身”，也不像阿尔都塞所认为的“是彻头彻尾费尔巴哈式的”。这是一条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独特的思想路线。
当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探讨新的历史观时，恩格斯则通过对英国状况的实际观察和研究，对新的历史观进行了独立的探索。
从考察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入手，恩格斯研究了工业技术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并得出了重要结论：英国工业革命是决定着现代英国各种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更重要的是，恩格斯把英国同法国、德国作了对比，认为英国的今天展示了法国和德国的未来，法国人和德国人将逐渐走向“社会史”的道路。通过这种对比，恩格斯便把工业发展决定历史发展、经济利益决定社会生活的观点普遍化了，把它看作一切达到相应发展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现象。这样，恩格斯在探索历史规律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马克思主要通过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来探索新的历史观，恩格斯则主要通过英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考察来探索新的历史观；马克思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恩格斯则主要在实际上展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现象。这是其一。
其二，马克思对新历史观的探讨，系统而完整，在整体上高出恩格斯一筹；恩格斯对新历史观的探讨，具体而生动，在个别观点上比马克思要精确。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历史的本质是物质生产活动，但他却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清楚地看到，工业的发展怎样决定社会状况。正如科尔纽所说：“从理论观点看，恩格斯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但恩格斯“对经济状况和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分析，却比马克思的要精确得多”。[59]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深入到了市民社会的深层结构，即物质生产或工业，都认识到物质生产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这个重要观点上的一致，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首次合作奠定了基础。研读《神圣家族》可以看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观点，构成了《神圣家族》的基本线索。
在《形态》和《贫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物质生产活动的深入考察，终于走到历史的深处，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科学地解答了“历史之谜”“现代的谜”。就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越出了唯心史观的国界，跨过了人本主义的领土，终于到达了唯物史观的首府。
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都是唯心主义者，在不同的国家、经过不同的思想道路，都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从历史研究和哲学批判开始，经过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最后上升到唯物史观；恩格斯则从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开始，经过对英国状况的实证考察，最后上升到唯物史观；马克思从政治国家下降到市民社会，然后进到了市民社会的深层结构——物质生产，最后发现了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恩格斯则是从政党斗争、阶级关系追溯到物质利益，从物质利益背后发现了所有制关系，从所有制变化看到了工业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在经济学领域，恩格斯先行了一步，恩格斯是给予者，而马克思是承受者；在哲学方面，马克思则有着更高的天赋，在唯物史观的关键问题上先行一步，对恩格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不同意宾克莱的观点，即恩格斯只是提供了具体的资料，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论文作佐证”[60]。但是，我又不能不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确存在着差异。
恩格斯是从英国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在英国，人们往往直接从经济出发去研究社会问题，英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人阶级状况，促使恩格斯迅速转向唯物史观；英国是经验主义的故乡，英国传统文化也给予恩格斯一定影响，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的思想具有较多的实证色彩。
马克思是在德国、法国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马克思走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德国人的道路。他走向唯物史观的每一步都通过哲学批判的形式。这一特殊过程使马克思得到了更严格的理论锻炼，使他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有着更透彻的理解。反过来，这又使马克思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比恩格斯更深刻。马克思吸取了恩格斯的成果又超出了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整体理论和根本观点上比恩格斯高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