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提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早在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就已经存在了，并“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但是，人们对商品的科学认识却是在“后来”，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获得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商品生产在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占统治地位，并达到“典型的形式”。
由此，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历史认识中“从后思索”法，即“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当《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时，马克思又对这段话做了修订：“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2]这两段话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法文版的论述更精确了，并在思索的出发点上增加了“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这一内容。
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虽然是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提出来的，但它却是马克思一贯主张的思维方法。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采取了“从后思索”的方法来分析古希腊哲学，即“从伊壁鸠鲁哲学追溯希腊哲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我意识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了充分表述，不过每个环节都被表述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而且这些体系合在一起看正形成了对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所以，“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的历史的钥匙”。[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不是把伊壁鸠鲁之前的这种或那种哲学放在“首位”，而是相反，“从伊壁鸠鲁哲学追溯希腊哲学”[4]。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1843年的德国社会制度低于当时世界历史水平，这是因为，“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那里，正在解决问题；这里，矛盾才被提出。”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国和英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5]。因此，如果仅仅“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去否定当时的德国制度，依然要犯时代错误。为了正确而全面地把握德国的历史发展，必须从“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即当时的先进实践出发反过来思索。这同样是一种“从后思索”的方法，即从时代的先进实践出发来理解较为落后民族或国家的发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6]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早先的生产方式”、过去的社会关系往往以萎缩或发展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社会组织，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社会关系得到了充分发展、充分展现，它以“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包含着“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7]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8]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形象地说明了对历史的科学认识是从“事后”、从“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原因所在。
可见，马克思始终认为，只有从现实出发才能找到正确理解历史的钥匙。换言之，对于历史认识来说，“从后思索”的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指出：对于历史认识来说，“从后思索”是“更为重要”的方法，“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9]
对于历史认识来说，“从后思索”之所以必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社会发展是从过去到现在，从低级到高级，然而，历史已经过去，在历史认识中，主体无法直接面对客体，人们也无法重新模拟过去的历史，因而对历史的认识也就不能从过去到现在，从低级到高级。相反，只能采取“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反过来思索，即从高级到低级，从现在到过去，逆向溯因。这是认识历史必须遵循的方法，也是认识历史的根本途径。
二是历史中的各种因素和关系，只有在其充分发展、充分展现后才能被充分认识，而其充分展现后又已经否定了自身，转化为高级的东西了，所以，考察过去的、低级的社会形式反而要以现实的、高级的社会形式为参照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10]
对于历史认识来说，“从后思索”之所以可能，其客观依据在于：历史虽已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化为无，而是或者以浓缩、变形的方式；或者以萎缩、发展的形式被包含在现实社会中。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历史往往平铺在一个社会截面上。所以，透过现实社会，我们便可以看到过去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在过去“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11]。因此，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关系，我们能够“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对于历史认识来说，“从后思索”也就是从现实社会“透视”以往历史。这是其一。
其二，“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12]在马克思看来，我们能够通过发达的社会状态认识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不发达的社会状态。“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关系的范畴，我们可以认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关系。例如，就内容而言，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态是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