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始于20世纪20年代。从总体上看，这种建构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以瞿秋白为代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导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二是以李达为代表，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1924年，瞿秋白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以教科书的形式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按照瞿秋白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即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学说绝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马克思的唯物论是唯物论和互辩法的综合”。[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互辩法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主义。
正因为如此，瞿秋白依据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戈列夫编写（瞿秋白翻译）的《新哲学——唯物论》写下了《社会哲学概论》，初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并自觉不自觉地建构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就是：哲学中之唯心唯物论；唯物哲学与社会现象；宇宙之起源；生命之发展；细胞——生命之历程；实质与意识；永久的真理——善与恶；平等；自由与必然；互变律；数与质——否定之否定；社会的物质——经济；原始的共产主义及私产之起源；阶级之发生及发展；分工；价值的理论；简单的与复杂的劳动；资本及剩余价值。
从这一体系的结构看，《社会哲学概论》主要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是宇宙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这一基本原则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按照瞿秋白的观点，哲学的任务不仅是研究人类社会，更重要的，是“求宇宙根底”，从而成为“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2]“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总的宇宙观，“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唯物哲学之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研究人类社会以及社会变迁之规律的科学。因此，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先从哲学上之宇宙根本问题研究起”，“继之社会现象的秘密之分析”。[3]所以，《社会哲学概论》在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之后，又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观点，从而初步显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社会哲学概论》因此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初步形成，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一开始就是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这个方向展开的。
如果说瞿秋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导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那么，李达在20世纪20年代就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主导的。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者和阐释者，都把宣传和阐释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但是，在这一时期，唯物史观往往被经验化、实证化、科学化了，甚至被理解为社会进化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没有得到系统阐述。李达看到了这一局限性，所以，在1926年出版了《现代社会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现代社会学》也是一部教科书，是以教科书的形式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观点、建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按照李达的观点，唯物史观就是“历史的唯物论”。“历史的唯物论之社会说，在应用历史的唯物论说明社会之本质”，不仅发现了“社会组织之核心”，而且说明了“社会进化之方向”，并提供了“社会改造之方针”。这实际上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对象、性质和职能。以此为建构原则，在同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的比较研究中，《现代社会学》建构了这样一个唯物史观的体系：社会之本质；社会之构造；社会之起源；社会之发达；家族；民族；国家；社会意识；社会之变革；社会之进化；社会阶级；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帝国主义；世界革命。
和同一时期同类著作相比，《现代社会学》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观点的阐述更加准确、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学》不仅阐述了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并提出了“阶级意识”理论，认为“自私有制度发生，社会裂成阶级以后，已无能代表全社会人员之社会意识，所有者唯阶级意识耳”[4]，无产阶级也将产生自己的“阶级意识”；不仅阐述了社会对个人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个人创造社会历史的作用，并阐述了“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的结果“常由多数个人意识之冲突而生”[5]。这就是说，《现代社会学》不仅阐述了历史的“唯物论”，而且阐述了历史的“辩证法”。正是以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统一为基本原则，《现代社会学》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自觉地建构起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
当然，我注意到，《现代社会学》虽然自觉地建构起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体系，但它没有说明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没有说明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也就没有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观点，没有建构起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此，同《社会哲学概论》一样，《现代社会学》只是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初步形成。换言之，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和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初步形成。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阐释和体系建构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937年出版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研读《社会学大纲》可以看出，《社会学大纲》以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基本线索，以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为基本原则，建构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当作人类的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当作认识论和伦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布尔乔亚社会学及历史哲学批判；社会的经济构造，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构造之历史的形态；社会的政治建筑，即阶级和国家；社会的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的一般概念和意识形态的发展。
可以看出，《社会学大纲》在体系建构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在整体结构和理论体系上，《社会学大纲》受到同一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尤其是西洛可夫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的较大影响[6]。但是，和同一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相比，《社会学大纲》又有自己的显明特点和可贵之处。这就是，在广泛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马克思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7]，达到唯物辩证法这一“统一的世界观”[8]，并明确提出了“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这一重要命题。
以此为前提，《社会学大纲》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辩证法的唯物论，以劳动的概念为媒介，由自然认识的领域扩张于历史认识的领域，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二是“实践唯物论，把实践当做历史的——社会的范畴，解释为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活动……所以能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上去理解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史，因而克服观念论哲学的抽象性与思辨性，而到达于唯物辩证法”；三是实践的唯物论“主张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契机和真理性的规准，阐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因而克服了旧唯物论的缺陷。所以实践唯物论的认识论，实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由此，《社会学大纲》得出结论：“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9]显然，《社会学大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意识到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意识到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史上革命变革的契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安排上，《社会学大纲》力图用劳动—实践范畴连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社会学大纲》并没有真正实现用劳动—实践范畴连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使二者“一体化”的意图。在《社会学大纲》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处于“二分结构”。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社会学大纲》没有真正理解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而“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实践本质上是对象化活动，它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现存世界的基础。
同时，我注意到，《社会学大纲》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理解也存在着逻辑矛盾：一方面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和“扩张”，“所谓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关联，这句话的本来的意义，就是彻底把辩证唯物论应用并扩张于历史的领域。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10]；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11]。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体化”的，既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更不存在一个超然于历史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之上的唯物辩证法。
在我看来，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尽管如此，《社会学大纲》毕竟凝聚着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解，是中国学者以自己的表述方式撰写的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形成，同时也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在中国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