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史学自觉”，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并能以这种认识运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第二层含义是：对史学活动给予关注，并在史学工作上做出积极的努力以至于做出相应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贡献。一个人具备了这两层含义的要求，可谓之“史学自觉”。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中，唐太宗是一个“史学自觉”的突出代表。
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唐太宗是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的政治家。唐太宗认识历史有一个特点，即他十分重视认识历史的途径。具体说来，他认为：人们通过读史才能了解古代历史的面貌，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从而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和智慧。反之，离开了史书，这一切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他曾这样写道：
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自沮诵摄官之后，伯阳载笔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删著。仲尼修，而采《梼杌》；倚相诵，而阐《丘》《坟》；降自西京，班、马腾其茂实；逮于东汉，范、谢振其芳声。蕞尔当途，陈寿核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至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41]
这里说的“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是强调通过阅读史书，可以使人的思想和视野超越时间与空间；所说“右史序言”、“左官诠事”，“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是指出了史官制度和文字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和无可替代的特殊意义。惟其如此，唐太宗得到一个明确而极有分量的结论，这就是：“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在唐太宗以前，有许多人都曾讲到过对于历史经验的重视及其意义，归结起来，大意都近于“前事之师，后事不忘”、“彰往察来”等。但如何认识“前事”？“彰往”的途径何在？大多没有作出明确的表述。在这个问题上，唐太宗的认识之所以显得重要，正是因为他指出了人们对历史的了解、认识，是通过“史籍”而得到的。他对于史学工作的重视，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而较少狭隘的实用的色彩。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唐太宗的这一认识，比起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的论述，还要早五六十年。刘知幾在他的名著《史通》中指出：
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硚，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批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42]
这一段话，非常清晰地阐明了人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历史上的人和事并进而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正是因有史官的存在和史书的撰述；揭示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对于社会和人类进步的意义，从而揭示出史学的真正价值。
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在刘知幾之前已经有了大致相近的认识，这是十分难得的，也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唐太宗的史学自觉，无疑会反映在他对历史撰述事业的重视。这突出地表现在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修撰和《晋书》的修撰方面。对这六部“正史”的修撰，从中可以窥见唐太宗在史学自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他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史馆制度而为后人沿袭一千多年。仅此两件事情，他的史学自觉以及他在中国史学上的位置已足以令人赞叹。然而，他的史学自觉还表现在他的政治实践方面，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值得人们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