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对修史制度的审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隋唐时期史学在发展中的新转折、新成就，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史家自觉意识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史家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一方面是对古老的史官职守的继承与扬弃，另一方面也是对意识形态之主流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念做出史学的解释。这种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在唐代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关于“直书”认识与实践的深化，关于对修史制度的反省，关于史家信念、良史标准与价值观念，关于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
这些问题本书其他章节或已有所涉及。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与史学批评意识强化有关的问题。
盛唐时期史学家对历史的反省所取得的收获和成就，主要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撰述上；这个时期史学家对史学、史学工作的反省所取得的收获和成就，则集中地表现在刘知幾的史学活动和他所撰述的《史通》一书方面。中国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反省，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国史学家对于史学的反省，如果姑且不考察它的萌芽形态的话，则刘知幾的《史通》乃是这方面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撰述。司马迁活动于汉初，刘知幾生活在盛唐，他们都是处在封建社会虎虎有生气的时代，这使他们能够在史学上从事总结性的工作并取得杰出的成就。
刘知幾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起任史职，直至去世，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修史工作，首尾凡二十年。主要撰述工作有：武则天时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中宗神龙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景龙四年（710年）撰成《史通》，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与谱学家柳冲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继而与史学家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以撰述之功，封居巢县子。
在刘知幾二十年的史学活动中，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里程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撰写了《史通》一书。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批判精神的基础上的。这种批判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对于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于传统的批判。他对于现实的批判，集中在对当时修史制度的混乱、史馆人员冗杂而多不称职、史官难以发抒其专长与见解等弊端的揭露上。如由于史官泛滥，故“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由于监修的长官太多，故“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由于缺少严格的修史章法，故“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55]。此外，还有史料难求、学风不正等许多弊端。刘知幾对于传统的批判，集中在对《尚书》所记古代史事的怀疑和对《春秋》书法混乱、体例不纯的指摘，其锋芒所向，虽经典、“圣人”亦不讳言。他批评《尚书》：“《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认为孔子删定《六经》，其中“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56]。于是他举出十个例子，以“讦其疑事”，并得出结论说：远古之书，“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其妄甚矣”。他特别指出孔子所作的《春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57]。于是他举出“未谕”者十二例、“虚美”者五例，其中“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者有之，“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者有之，“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者有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者有之。而太史公、左丘明、孟子、班固等皆对《春秋》有“虚美”之词，这是“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刘知幾的批判精神，不论对现实方面，还是对传统方面，都只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还远不是理论的批判，因而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再说，他的这种批判，就其本质来说，跟儒家的经典和圣人亦无根本相悖之处。但是，这种批判精神却显示了一个严肃的史学家的本色。他明确申言，他是受了王充《论衡·问孔》篇的影响，目的在于“广彼旧疑，增其新觉”。这在当时，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他的《史通》撰成后，友人徐坚读之，表示深深赞同，认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58]除徐坚外，刘知幾在学术上的同好，还有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等。这个反省对于当时和后世史学工作的影响，都是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