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体裁是史书编撰形式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史学家不仅在具体做法上有很多创造，而且在理论的说明上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论点。
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的《隋书·经籍志》，把中国历史文献分为甲、乙、丙、丁，即经、史、子、集四部。其中史部包含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类。以后的目录学家，大多沿袭这种分类并不断有所损益。至清代修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书有十五类。在这许多不同种类的史书中，包含着丰富的史书体裁，显示了中国古代史家讲求史书编撰形式的优良传统和辉煌成就。
史书体裁是史书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中国史学的童年时期，历史记载的形式比较简单，主要有记言、记事两种。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是记言、记事这两种古老的体裁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是记言和记事相结合的史书逐渐多了起来，因而一些新的体裁不断出现了，如编年体、纪传体、史评体、典制体、文征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以及图和表等，使中国史书在编撰形式上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景象。
在这些体裁中，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史书出现比较早，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史书。其后，继起者虽不乏其人，但编年体真正获得长足发展，是在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后。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始创于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它包含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东汉班固继承《史记》体裁而断代为史，撰成《汉书》。《史》、《汉》问世以后，仿效者蜂起。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八部前朝史[83]，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84]，说明在实际运用上和社会影响上，晚出的纪传体已经超过了编年体。
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对这两种体裁的孰优孰劣，却是经过了几番深入的思考和长时期的争论。这个争论，自晋迄唐尤为激烈。在这几百年的辩难当中，大致形成了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编年体优于纪传体。如东晋史家干宝“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根据是《左传》一书“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85]。北齐魏收以纪传体撰成《魏书》，但他却是纪传体的批评者，认为：“鲁史（指《春秋》——引者）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86]这种批评的口气是很严厉的。唐玄宗时，朝臣裴光庭提出：纪传体改变了《春秋》的体裁，“既挠乱前轨，又聋瞽后代。《春秋》之义，非圣人谁能修之？”[87]他进而倡议：“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88]他的这些主张，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然其计划并未能实现。这时，还有一个文史学家萧颖士，也积极提倡编年体，他说：“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于是，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89]。萧颖士撰的编年体史书未能流传下来，而他说的《史记》“失褒贬体”，确是一些赞成编年体的史家批评司马迁的主要原因。唐德宗时，出身于史官世家的柳冕强调说：“（司马）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又说：“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求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90]柳冕出于史学世家，这种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纪传体的批评，具有较多的理论上的辩难成分；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法者，凡例、褒贬是也”。
第二种看法跟第一种看法相反，认为纪传体优于编年体。《后汉书》作者范晔在讲到他为什么采用纪传体撰史时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91]所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是说纪传体能够容纳广泛的史事，更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历史思想。范晔的这些话讲得很中肯。据《宋书·范晔传》载其《狱中与诸甥侄书》，有所谓“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的说法，范晔当有《纪传例》专篇，前引《隋书·魏澹传》所述范晔语，或许就是出于这篇《纪传例》。唐初史家所修前朝八史，都采用纪传体。他们批评《晋纪》作者干宝和《晋阳秋》作者孙盛：“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92]《晋纪》和《晋阳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在他们看来，编年体史书写得再好，也不能视为“正典”即所谓“正史”。这反映了唐初史家的看法。针对前人批评司马迁“变古法”、“不本于经”、“失褒贬体”等论点，唐代后期学者皇甫湜撰写了《编年纪传论》予以驳难。这是一篇略带总结性的文字，兹节录如下：
论曰：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后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
又编年之史，束于次第，牵于浑并，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叙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子长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作为纪、传、世家、表、志，首尾具叙录，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以是无愧。太初以来，千有余岁，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张，奉而遵行，传以相授，斯亦奇矣。唯荀氏（悦）为《汉纪》、裴氏（子野）为《宋略》，强欲复古，皆为编年。然其善语嘉言细事详正所遗多矣，如览正史，方能备明，则褒贬得失，章章于是矣。
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倘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93]
在几乎所有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这可以看作是最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都可以成为良史。这就比一般参加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它还提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它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总之，这一篇文章，是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种看法，认为编年、纪传各有得失，不可偏废。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南朝梁人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写道：“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范文澜作《文心雕龙注》，于此句下注曰：“《左传》为编年之始，《史记》为纪传之祖，二体各有短长，不可偏废。《史通》本彦和（刘勰字彦和）此意，作《二体》篇，可备参证。”刘知幾撰《史通》，作《二体》篇置于《六家》篇之后，足见他对史书体裁的重视。他不赞成编年、纪传“惟此二家，各相矜尚”的做法，主张“辨其利害”，以便使治史者有所遵循。他认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它的短处是：其记述人物时，“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他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它的短处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刘知幾的这些话，是分别针对《左传》和《史记》说的。他的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因此，他主张编年、纪传“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刘知幾的这些看法，比起前两种看法来说，确有高屋建瓴之势，因而也就跳出了“唯守一家”的窠臼。这反映了刘知幾的卓识。《二体》篇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在史书体裁的创新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所谓“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的看法，甚至反映了作者认识上的狭隘。不过刘知幾所撰《史通》一书本身，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史评，这是应当受到重视的。史评体史书所记内容并不是史事本身，而是对史书及史学的评论。所记内容仍属于史事而在体裁上又另辟蹊径的，是稍晚于刘知幾的中唐史学家杜佑所撰的《通典》。《通典》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综合各代，贯通古今。这是典制体史书。它的特点是：“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94]，因此，“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95]。《通典》的问世，不仅推动了典制体史书的发展，也推动了通史撰述的发展。
回顾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关于史书体裁的讨论，表明了他们对历史编纂形式的重视，而这讨论本身也提高了人们对史书体裁之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了体裁的创新。其中，关于体裁、求真、良史之统一的认识，是史学思想上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