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在编年体通史的撰述方面，成就更加突出。萧颖士撰的编年体通史、许嵩撰的《建康实录》、马总撰的《通历》和姚康撰的《统史》是这方面成就的主要标志。
萧颖士（708—759年）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文人。在史学方面，他精于谱学，曾著《萧梁史谱》、《百家类例》等书，与韦述、柳冲、孔至等，都以通晓谱学而知名。他在史学上的另一成就是撰述了编年体通史百篇。他认为：“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因此，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为传百篇”[18]。
萧颖士在史书体裁上是崇编年而抑纪传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好友李华说他“尤罪子长（司马迁）不编年而为列传，后世因之，非典训也”，是概括得很中肯的。萧颖士对史书体裁的这种看法，是一种极其明显的保守观点，这跟他在政治上主张“以中古易今世”[19]的思想是一致的，是不足取的。但是，应当看到，他撰述汉初至隋末八百余年的编年体通史的勇气和做法，在他之前罕有其人，不失为一个壮举。他撰述的编年体通史，在书法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如：“在（曹）魏，书高贵（乡公）崩，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不与论也。”[20]可见他对自己见解的自信。萧颖士的编年体通史今已不存。
许嵩撰述的《建康实录》二十卷，今存。许嵩，两《唐书》无传，只知道他是唐肃宗时人。关于这部书的宗旨，从许嵩《建康实录》序中可以看出：第一，这书专记建都于建康（今南京市）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史事[21]，故名《建康实录》；第二，这书对“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制置”等古迹有较多的记载，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把它作为编年体通史看待，也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考虑，它跟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一样，是通数代之史为一史的通史。
但是，《建康实录》又同《南史》、《北史》在体例和内容的完备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南史》、《北史》是规范的南北朝的朝代史，而《建康实录》既非规范的编年体六朝朝代史，更非规范的纪传体六朝朝代史。其卷一至卷十，以编年体记吴、晋史事；卷十一至十六，记宋、齐史事，前有编年体帝纪，后有宋、齐列传，且齐有“宗室及诸王”传，而宋则无。卷十七至十八记梁朝事，前有编年体帝纪，后有“后妃传略”、“太子诸王传略”和“功臣”传，并附记“后梁”史事。其卷十九至二十记陈朝事，前有编年体帝纪，后有“陈朝功臣”，而无“后妃传略”、“太子诸王传略”。总之，它的前十卷不同于后十卷，而它的后十卷也多有不同，全书在历史内容的采撷和史书体例的处置上差异甚大，无统筹全局之迹象。正因为如此，《建康实录》作为编年体史书在体裁上是有缺陷的，陈振孙说它是“编年附传，大略用实录制”[22]，似亦勉强。马端临批评它：“自（宋）顺帝以后，复为纪传而废编年，其重复、一事抵牾者甚众；至于名号称谓，又绝无法，盖亦繁而多失矣。”[23]说明它在体裁上的前后不一和书法上的混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批评它“为例未免不纯”[2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唐书·艺文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把它列入“杂史类”，而《通志·艺文略》又著录于“编年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著录于“别史类”。诸家看法的不一致，反映了它在体裁上的缺陷。但由于《建康实录》“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来考证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征”[25]，如北宋刘恕作《资治通鉴长编》时，就曾吸取了它的有关部分，说明它在史料上仍有一定价值。王鸣盛曾经批评“此书用意亦李延寿之流亚”，“其粗疏纰漏，不可胜摘”，但也认为它是“千余年旧物，业已流传，未可覆瓿。且其人生玄、肃间，尚见古书……又小字夹注中援引古书，多亡佚已久者，此则大可宝贵”[26]。总之，《建康实录》虽不是一部成功的编年体通史，但它在史料价值上仍有不可忽视的地方。
马总《通历》十卷，今存。马总，新、旧《唐书》有传。他在唐德宗时期，先后做过从事、别驾等官。唐宪宗元和（806—820年）年间，他多次出任节度使、刺史、观察使等要职，最后官至户部尚书，在地方和朝廷都有比较好的政声。马总酷爱学习和著述，史家称赞他“笃学，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27]；“理道素优，军政多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28]。可见马总在从政和著述方面的经历，很有点像略早于他的史学家杜佑。
马总的著述，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通历》十卷，《唐年小录》八卷，《意林》三卷，《奏议集》三十卷[29]。对于《通历》这样一部编年体通史，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史类·编年类》作了很中肯的概括：
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
这是一部从“太古”至隋的编年体通史，记朝代兴灭，述君臣贤否，而且有记事，有评论。其评论，也有为后人所肯定的地方。如王应麟说：《通历》“隋事间有论著，谓（汉）文帝庶几于王道，而景帝之拟成康，则有惭德。谓（汉）宣帝刑名图霸之王也，而世以比光武，非其伦也。斯言当矣！”[30]《通历》的缺点是过于“简略”，它以十卷的篇帙叙唐以前的全部编年史，所以只能“粗述”而不可能写得很丰满。
《通历》在“通”的方面，是《建康实录》所不可企及的。这两部书，是现存的唐代史家撰述的编年体通史，它们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价值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姚康《统史》三百卷，已佚。姚康，字汝谐，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进士，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做到太子詹事[31]。其事迹两《唐书》不曾记载[32]。关于姚康撰述的《统史》三百卷，《旧唐书·宣宗纪》是这样说的：
（大中）五年（851年）……太子詹事姚康献《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33]
从这一段记载中，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三个问题：第一，《统史》包含的年代，跟《统载》、《通历》和下面还要讲到的《通典》大体是一致的，上起上古，下迄隋朝。这说明唐代史家对于撰述唐代以前的通史的重视。第二，《统史》内容十分丰富，是一部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而对于这样丰富的内容，作者运用编年体进行表述，这在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第三，《统史》三百卷，在编年体通史的撰述规模上也是空前的。
准此，是否可以认为：《统史》是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以前，中国史学上编年体通史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