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的史学审美思想不只是反映在对史书叙事的要求方面，还反映在史学的诸多方面。
《史通》一书，有数十处用到“美”字，但这些也不都是反映审美要求的。在许多地方，刘知幾所说的“美”，其意义十分广泛，有肯定之意、正确之意，甚至还有过誉之意。因此，讨论刘知幾的史学审美思想，就应当谨慎地辨别他在什么情况下是在阐述与此有关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的史学思想不仅着重外在的美，同时也看重内在的美；不仅关注某一方面的美，同时也强调综合的美。诸如此类的问题，前人似乎讨论得很少，故颇有拾遗补阙的必要。
首先，关于史职之美。刘知幾认为，史职是高尚的事业。《史通》专有《辨职》篇，其意即在于阐述史职的重要。刘知幾用赞叹的口气说：“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21]这里说的“荣”与“美”，都包含着“荣耀”之意。但是，当刘知幾把自己的经历同前人联系起来时，他说的“美”，就含有一种对美好事物、美好志向的追求之意了。他回顾往事时写道：“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22]他说的“美志”，自然是指在史学事业上的追求，这同后面说的“以见其志”是相为呼应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刘知幾眼里，史职不仅仅是一种职务，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责任，它还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美志"，即包含着审美的情趣和意向。
当然，刘知幾关于史职的审美情趣和具体标准，反映在他对“监史”即“监修国史”的身上尤为突出。他写道：
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23]
这里，一连提出“直”、“才”、“精勤”和“谙识故事”等四个方面的突出优点，并能“兼斯具美”，那就成了史职审美的最高境界。在这一点上，刘知幾的确表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诚如他论“史才三长”一样，认为能够同时兼具“三长”的史家很少，故“史才”很少。应当指出，他的这种理想主义的观点，用来看待史学的历史和现实，总不免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但是，我们也必须肯定，刘知幾的史学审美思想在史职方面的反映，并对时人和后人产生长久的影响，表明中国古代史家在精神境界领域的崇高的追求。
其次，关于史学体裁之美。《史通·二体》篇，专就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各自的特点作了分析，最后作者写道：
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刘知幾以《汉书》和《汉纪》来证明史书编撰在体裁上“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已为其后来史学发展所突破。但他认为编年、纪传二体“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则反映了他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两种史书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同有的史家在编年、纪传孰优孰劣问题上争论不休，实有极大的高下之别。这也说明，有审美情趣的人，或许都有一种兼容的风格。
再次，关于文章与文词之美。刘知幾引用《晋书·袁宏传》的话说：“袁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24]从这里是否可以联想到，在刘知幾看来，文章的“绝美”同诗情也有一定的联系。刘知幾认为，文章之美，词语之美，都是经过反复锤炼才能达到的。他指出：
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屈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
这是告诉人们，文章之美、文词之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像《左传》这样优美的文词，更非“一时”、“一手”所能成就。另一方面，刘知幾也十分肯定文词的自然之美，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体质素美”。他写道：“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这是因为，它们来自“童竖之谣”、“时俗之谚”[25]，本身带有质朴之美。
最后，关于序例与论赞之美。他评论有关史书的序例说：
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26]
对于序例，刘知幾认为“理切而多功”、“义甚优长”之类，应属于“美”的范围。显然，他这里所强调的已不是文辞，而是“理”与“义”，即是一种含蓄的或内在的美。
总的看来，刘知幾的史学审美思想是很丰富的，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显示了他独特的理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