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首倡才、学、识为“史才三长”之说。《史通》一书以论说史书体例著称，其中许多见解证明刘知幾是一位颇具史识的史家。然而，刘知幾从名实和体例的标准出发，对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大加挞伐，批评太史公“名实无准”、“再三乖谬”，恰恰证明刘知幾在这个问题上拘泥于名实和体例，而在史识上落后于太史公。
《史通·本纪》篇说：“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莫过于此乎！”“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列传》篇云：“纪者，编年”；“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刘知幾反复强调了本纪是纪天子、君上、帝王的岁月、行事，是史书篇目中最崇高的。他从这个认识出发批评司马迁为项羽立纪：
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越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30]
在刘知幾看来，项羽充其量只算得上个诸侯，根据名实与体例的要求，应入于世家才是。在《列传》篇进而写道：“如项王宜传，而以本纪为名，非惟羽之僭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一言以蔽之，羽入于传，如班固《汉书》者然，是最允当不过的了。
刘知幾此论，乍看起来，似颇“有理”，因为他是用“求名责实”的办法来评定史书的体例的。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只要稍一推敲，就可看出刘知幾在史识方面是有明显的弱点的。司马迁为项羽作本纪，是从“通古今之变”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出发，以尊重历史发展的事实为前提，这就是：秦亡之后，汉兴以前，项羽实际上支配着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谓“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31]。刘知幾从一般的“名实”观念出发，不去考察客观历史发展的具体形势，因而无法理解司马迁的这个做法，并加上“再三乖谬”的评论。在这里，刘知幾和司马迁的分歧是十分清楚的：刘知幾坚持的是伦理观点，司马迁坚持的是历史观点；刘知幾要求客观历史应符合他所阐发的史书体例，司马迁则是努力使他撰写的《史记》及其各种篇目去符合活生生的客观历史。孰是孰非，不是清清楚楚吗？
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的这种看法，是班彪、班固父子对秦汉之际历史的错误看法的翻版。班彪倡言“汉运承尧”[32]，班固宣称“汉绍尧运”，不同意司马迁把汉代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33]。他们认为汉是周的继续，不承认秦的存在，当然更不会承认项羽的历史作用。《汉书》改《项纪》为《项传》，其源盖出于此。刘知幾虽未照搬班氏父子的原话，而是以“名实”的缘由，以整齐史书体例为根据，批评了司马迁，也贬斥了项羽，这与班氏父子的见解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同样性质的问题，还反映在刘知幾列《史记·陈涉世家》所做的抨击上。《史通·世家》篇写道：
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
通观上文，刘知幾的主要根据是：陈涉“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如以“世家”相称，岂不又是“名”与“实”乖。司马迁创制的《史记》篇目，岂不是“名实无准”吗？在怎样看待陈涉和《陈涉世家》这个具体问题上，刘知幾和司马迁的分歧在于：刘知幾只着眼于陈涉的子嗣、家世，司马迁则瞩目于陈涉对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刘知幾是把陈涉作为孤立的个人看待，司马迁则把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放到整个社会中去考察。他们的历史见识，在这里又一次显得高下分明，在司马迁看来：“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34]；“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35]。正是根据这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司马迁把陈涉看作是秦朝末年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在史乘上应当享有较高的地位[36]。司马迁的这种卓越的史识，同刘知幾的斤斤计较于用所谓“无世可传，无家可宅”的标准来评论陈涉，实在大相径庭。
在刘知幾以后，清人钱大昕也说过：“秦既灭，项氏主命又四五年”；“班氏《汉书》始降陈胜、项籍为传。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然较史公之直笔，则相去远矣”。因此，他认为：“刘知幾谓羽僭盗不当称王，此未达乎史公之旨者也。”[37]宋人洪迈在批评前人（我想，也包括刘知幾在内）对陈涉的责难时指出：
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渡）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38]
“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这一问，问得好！这实是评价陈涉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刘知幾的认识，上不如司马迁，下不及洪迈，确是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洪迈也好，钱大昕也好，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也跟刘知幾的认识发生歧异呢？症结在于刘知幾撰《史通》一书，以论说史书体裁、体例著称于世，至今还没有失去参考价值。但是，任何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由于刘知幾把体例的整齐划一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因此便以一种冷漠的态度去对待客观历史，并竭力使它符合自己所阐发的关于史书体例的见解。正因为如此，这位史家在史识方面的局限性，就暴露得十分突出。反之，司马迁著《史记》，是用体例去适合历史，而不是要历史来适合体例，这是司马迁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不同于刘知幾的地方。
[1] 见《左传》宣公二年。
[2] 见《左传》成公十四年。
[3] 见《孟子》卷六《滕文公下》。
[4] 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5] 见班固：《汉书》卷一百《叙传》。
[6] 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张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0页。
[7]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6页。
[8]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9]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10] 刘知幾：《史通》文前《史通原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1]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12]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13]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9～270页。
[14] 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5页。
[15] 刘知幾：《史通》卷八《书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
[16] 刘知幾：《史通》卷六《言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17] 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1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19] 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1页。
[20]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7页。
[21] 刘知幾：《史通》文前《史通原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2]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23] 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24] 刘知幾：《史通》卷十五《点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17页。
[25] 刘知幾：《史通》卷六《言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26] 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82页。
[27] 《〈史通〉通释》的撰者、清人浦起龙把刘知幾的这些论断的价值又进一步抬高了，他说：“史体尽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举数也，欲溢为七而无欠，欲减为五则不全。”（《史通通释·六家》按语）“《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自后秘省敕撰，唯此二途；艺文史部，必先二类。知幾是篇，诚百代之质的也。”（《史通通释·二体》按语）读张孟伦先生所著《刘知幾〈史通〉评》一文（《中国史学史论丛》，兰州大学历史系印行），文中写道：“《六家》、《二体》两篇，实将中国汗牛充栋的史书的体例，作了—个穷尽原委、脉络分明的高度概括性的叙述，从而不但纲维了百代群史，而且张开了《史通》全书总目。”这个评论，比起浦起龙的评论来说，又提高了一步。刘知幾是古代大史学家，《史通》中的《六家》、《二体》两篇在总结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方面确有一定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说“史之流品”，穷于六家；历史撰著不出班、荀二途；《六家》篇“纲维了百代群史”，《二体》篇“诚百代之质的”，等等。鄙意以为与实际情况颇不相符，因而也就难免有过誉之嫌。
[28]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53页。
[29] 刘知幾：《史通》卷三《书志》按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30] 刘知幾：《史通》卷二《本纪》，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31]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9页。
[32]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4页。
[33]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第4235页。
[3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第3310～3311页。
[35]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第1961页。
[36] 白寿彝先生指出：“秦汉兴亡和楚汉成败，是汉兴以来人们所感兴趣的大问题。秦因暴政亡于陈涉首倡的起义，这是自贾谊以下，如严安、徐乐、贾山、枚乘、伍被等共同的看法。《史记》为陈胜立世家，置于《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以表示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这是把陈涉作为开辟新时代的人物来看待的，这比贾谊等人的看法要有更丰富的意义。”（见《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第29页）
[37]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太史公、李延寿”条，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1096页。
[38]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陈涉不可轻”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