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丰富的典籍和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与历史撰述，有优良的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整体面貌，为世界各国所仅见，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史学本是历史的反映。历史变动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提高了，史学自亦随之而有所变革，这是史学发展的规律之一。19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频频武力侵略下，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中国人也加快了对外国尤其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它们的文化领域的研究。因此，《新史学》的立论，多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史学为依据，进而结合中国过去的史学和作者的认识而展开论述。
《新史学》抨击“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即缘于此。所谓“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诚然，古代史家对于“朝廷”和“国家”之区别的认识，确实模糊。但对这种区别的萌芽认识，并非全无，而至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国史书中的“群体”意识，亦并非全无，如《史记·陈涉世家》及后来史书中所记述的各种“民变”，以及史学家的民本思想，还有对于类传的设置与区分等，或多或少还是涉及了“群体”的地位和价值。至于说“今务”和“理想”，前者指忌讳研究本朝史，后者指考察史事的前因后果。梁启超针对“今务”，说：“凡著书贵宗旨，作史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2]这一点，梁启超说得十分中肯。汉武帝曾说《史记》是“谤书”，崔浩国史案使许多人遭到杀戮，唐玄宗时“唐国史”已有百余卷却不能公之于众，明朝则只修实录而不撰国史。凡此种种表现，弊端丛生，影响深远。说到“理想”，即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层认识，中国古代史家还是有成就的，司马迁记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唐初史家论隋朝之亡与秦、隋历史的比较、历代史家的辩兴亡之论，王夫之纵论历朝治乱盛衰之故，多不乏深刻见解。当然，他们所论，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条件，这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3]。“铺叙”是指记述，“别裁”是指见识，铺叙多于别裁，即记述胜过见识，使人苦读史书而难得增长见识。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不是绝对的。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别裁”，从孔子重“义”到司马迁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从刘知幾所论“独断”之学和“才、学、识”三长到章学诚推重“史意”和“别识心裁”，反映了重“别裁”的传统。历史典籍的积淀，本是好事，但若处置不当，也会为其所累。梁启超所论，提醒了人们应当重视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至于“创作”，梁启超肯定了六位史家，即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黄宗羲，这是肯定了他们在纪传体、典制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学案体方面的创造性发挥（其中郑樵，是推崇其《通志·略》，似可被看作界于纪传体与典制体之间的人物）。对于其他众多史家，梁启超则一概否定他们的“创作”。其实，这里是大有思考余地的。第一，中国古代史家能有如此多样的创造，为世界史学上所罕见，实为难得。这本是一大优胜之处，应充分肯定。第二，中国古代的其他史家，如刘知幾、章学诚、王夫之、顾祖禹、崔适等，近代史家如魏源、王韬、黄遵宪、姚莹、张穆、何秋涛等，在各自的领域内也多有创造；即使像班固、李焘、马端临等，在原有的体裁基础上，也不是没有任何创造的。第三，“因袭”也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历史编撰的连续性，这种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历史编撰的发展，对于反映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文明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似不能认为“中国之旧史”是“不能创作”的“因袭”。如此看来，《新史学》对“中国之旧史”的批评（包括对正统、书法、纪年的批评），是不是不能成立呢？不。它的批评在整体上和方向上，是能够成立的。今天来看待这些批评，自然应采取分析的和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于批评中的片面性应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而不必苛求于作者当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