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解释历史，应当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在这个问题上，郭沫若走在他同时代的学人的前头。这除了客观历史条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外，他在主观上的努力也使他成了一位“先知”者。郭沫若认为，近代的科学方法，近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他的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确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是更重要的。他强调说：“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1]
这种认识，给了郭沫若巨大的智慧和胆识，把恩格斯作为自己的“向导”，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把它称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2]他针对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断然认为，只有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观念，才能对“国故”做出正确的解释。1920年，李大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在历史思想上率先提出唯物史观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指出：“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据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3]郭沫若所做的研究，正是这种开创性工作。他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期间对于中国历史的卓有成就的研究，以及他对唯物史观、对“辩证唯物论的观念”之重要性的见识，把李大钊的认识丰富了、发展了、具体化了。同时，郭沫若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先驱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以更大的热情在历史学界倡导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他还始终把学习唯物史观同研究中国历史、说明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结合在一起。
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同他重视史家确立正确的世界观的认识是一致的。他在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所写的引言中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4]这是强调了“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和“丰富的正确的材料”，都是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他还指出：“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这可以被看作他对历史研究方法论模式的简要概括。从重要性来看，历史观点是“先决问题”；从研究程序来看，“首先”要占有材料。他把两者的关系阐说得很清楚。时至今日，这些论述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