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称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先后接受过“旧式教育”和“新式教育”[7]，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由旧而新的转变中，在从“知其然”而追求“知其所以然”的过程中，他一直在走着一条批判、继承、创新的路。对此，郭沫若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他指出：“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不懂“国学”，当然谈不上“跳出”；掌握了“国学”而又能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它，就可能对国学有新的认识，进而提出创造性的见解。这里包含着批判、继承和创新的辩证法。郭沫若对古代社会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未来社会”的“去向”，即认为历史、现实、未来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他研究古代学说思想，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说：“我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在现代要恢复古代的东西，无论所恢复的是那一家，事实上都是时代错误。但人类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在现代以前的历史时代虽然都是在暗中摸索，经过曲折纡回的路径，却也和蜗牛一样在前进。因而古代的学说也并不是全无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溶汇在现代的进步思想里面了。”[8]这是用思想发展的辩证法来说明对待思想遗产应取的辩证态度。郭沫若的史学实践和这些理论性认识，对于当前的历史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中有关批判、继承和创新的一些重要问题，依然有借鉴的作用。
郭沫若的史学理论遗产，还表现在其他不少方面，其中如关于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和理论勇气，贯穿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从而发展了中国史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优良传统，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继承。
[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39页。
[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5]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7页。
[7]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8]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