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我出生在安徽省肥东县巢湖之滨的一个农村里。幼时因家贫未能读书，跟随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和农活。十岁时，在乡村私塾念了几个月书，并学习写大楷、小楷。这几个月的私塾经历对我是很宝贵的，一则是我开始接触书本，再则是我感受到读书是多么重要。不久，我又辍学了。1950年初，家乡实行土地改革，我们家里也分得了土地，成立了互助组。就在这时，我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
在南京，我寄居在叔父家中。因得到邻居家一个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孩的热心帮助，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这年秋天，我插班考入了白下区游府西街小学四年级，从此开始了我的正规的读书生活。三年小学时期，我读了不少小说，其中苏联小说读得最多，于是梦想将来也当一个作家。
一
1953年9月，我考入南京市第一中学，并于1956年7月初中毕业时被保送进入本校高中。这样，我在南京一中度过了六年中学时代。在中学，我依然酷爱文学，希望将来从事文学创作。高中时，教我们文学课（当时，我正赶上语言、文学分科的实验时期，故有文学课）的老师朱希平老先生，讲课很认真，很投入，又吸引人。有一次，他出一道作文题：《孔雀东南飞》读后有感。后来，他在我的作文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分析深刻，语言流畅，可另纸抄写，向报刊投稿。”我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却从中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似乎自己将来真的可以去做一个文学创作者了。高中毕业前一年，同学们偏科的现象非常突出，文科课程越来越不受重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两次在历史课的小测验中得了满分5分，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于是，在填报高考志愿书的时候，我写上了历史专业，把新闻专业反倒填到历史专业的后面去了。
1959年9月，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从我们这一届起，历史专业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五年中，除学习必修的基础课，我们还学习了一些选修课程。在基础课中，我偏好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在选修课中，我选了“先秦史”和“《三国志》研读”。这对我后来的教学和治学，都有极大的影响。我偏好中国古代史课程，这同我小学、初中阶段读了一些古典小说，高中时又读了一些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有关。“中国史学史”由白寿彝先生讲授，这是一门新课，白先生又讲得有理论色彩，所以对我很有吸引力。赵光贤先生开设的“先秦史”、何兹全先生开设的“《三国志》研读”两门课，都同中国古代史相关联，我自然不愿意错过学习的机会。在五年的本科学习中，我从许多老师那里得到教益，有些教益可以说是终生受用的；其中，白寿彝先生、赵光贤先生、何兹全先生给予我的教益最多。白先生后来是指导我读研究生的导师，对我的影响最大。赵先生指导我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在如何搜集和运用文献资料方面，给予我不少指导和帮助。这篇论文是1964年写成的，而在经历了17年之后得以在杂志上发表出来，这是赵先生和我都不曾想到的。当我把载有这篇论文的杂志送给赵先生时，他的高兴和感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3年，我听何先生讲“《三国志》研读”这门课时，随手在书上记下何先生讲的一些论点。这部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一直留在我的身边。1985年，我在治学中偶有所感，凭借当年在书上所记下的那些论点，写了一篇文章《怎样讲授史学名著——记何兹全先生讲〈三国志〉》，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上。我写此文的本意，是想借着介绍何先生讲《三国志》，说明历史专业学生研读史学名著的重要。后来我得知，史学界有两三位朋友，在读到这篇文章后，也开设了“《三国志》研读”这门课。对此，我自然感到欣慰。3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仍然可以时时得到这几位年事已高的老师的教诲，我想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二
大学本科五年的学习，使我已经不再想着去做一个文学创作者了，而是一心一意准备做一个史学工作者。1963年10月，国家计委下达文件，鼓励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经过反复考虑，我报考了白寿彝先生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
那时报考研究生要考六门课程，其中有语文一门。而语文中除语文知识外，主要是写出一篇作文。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两个作文题，答题时任选其中之一：一个题目是“科学工作者为什么要重视语言修养”，一个题目是“展望我国的科学（可结合报考的专业论述）”。我们同班和我一齐报考中国史学史专业的一位同学选择了前者，而我选择了后者。我的题目是《展望我国的科学——谈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兴起》。记得当时我所写的内容，大意是说中国史学素来发达，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则相对滞后，1961年以来关于史学史研究对象、任务的讨论，预示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兴起，这对于我们研究、认识中国史学遗产有重要意义。后来，白先生曾对我说，我的那位同班同学的作文和我的作文，在本考区内都获得了高分，我当然把它看作一个激励。我想，这或许就是我走上中国史学史研究道路的一个思想准备吧。
1964年9月，我开始了攻读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在白先生的指导下，我的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在反复研读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我们展开讨论，共同切磋，然后写出小结性的论文。至今回想起来，这一门课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拥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应有足够的认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二是要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不能兼收并蓄，更不能全盘否定；三是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30多年来，我始终恪守这些原则和信念，它们已成为我的历史观点和治学准则的根据。这个时期，我还就《史记》《汉书》的评价标准问题进行了探索，着重思考了《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应当把历史观的比较及评价与编纂学的比较与评价加以区别，既不应混为一谈，也不应相提并论。我把这篇习作送交白先生指正，旋即开始了“**”。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被发表，但我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还是有收获的，因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年后，当白先生把它交还给我时，我看着发黄的稿纸，回忆当年的情景，尤其是经历这么多年它在白先生那里被保存下来，真是感慨万千！
196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当时称通辽师范学院）工作，一干就是13年。1980年，白先生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翌年，我被调回母校，在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以至于今。
在读研究生期间，特别是1981年到史学研究所以来，在治学方面，我所受到的来自白先生的教诲是多方面的。细想起来，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白先生非常重视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这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追求。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育。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我们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我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很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坚定性和创新精神相结合，是对待理论指导的辩证态度，是理论上有生命力的表现。
第二，重视发现新问题，说明新问题。白先生认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对于读书、治学、写文章，他都强调发现、提出、说明新的问题。因此，他从不固守已有的成果和见解，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即以其补充甚至修订过去的认识，他认为这也是发展。不囿于前人的陈见，固然不容易，不囿于自身的陈见，就更不容易了。这种治学态度，总是催促着自己自我更新，不断进步，永无止境。
第三，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炼。他不赞成烦琐的考证，认为选用最关键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赞成猎奇和对于孤证的夸张，认为一般说来，还是要靠基本材料来说明问题。他主张力戒浮词，同时也不赞成刻板，提倡准确、凝练、明白的文风。
此外，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即史学工作同社会的关系。白先生始终恪守这样一个信念：史学工作者应当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也是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的重要途径。
总之，不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寿彝先生那里所得到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虽然我自己做得很不够，但我始终非常珍惜这些教益。
三
我真正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1977年，至今已近30个年头了。回顾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这个领域中所做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认识过程和发展阶段。
（一）从研究断代史学入手，以取得一个研究上的立足点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的专史，需要接触许多原始文献，而一个人的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为了避免浅尝辄止、游离无根的弊端，我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思考和准备，下决心把研究唐代史学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我做出这种选择，一是我对唐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二是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转折，如设馆修史、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的出现、典制体通史的问世、各种体裁通史著作的复兴和创造、历史笔记的崛起，等等；三是以往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成果甚少，大多都还是有待填补的空白。当然，因以往的研究成果少，可资参考者不多，自然给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这种困难比起那种希望能够去进行开拓的**，就是第二位的了。因此，当时我是抱着“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开始对唐代史学进行研究的。大致经过十年的积累，我在1989年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一书，也给了我两点收获。第一，对于唐代史家群体的思想、活动、成果，对于唐代许多历史著作、史学评论的产生、内容、观点，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和全面的认识，初步把握了其中发展的脉络及其得失，以及它在承上启下中的作用。第二，对于唐代历史发展同唐代史学发展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比较具体的、深刻的认识，如唐代的政治统一局面、唐代的门阀制度、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割据等如何影响到唐代史学的发展；又如唐初八史的修撰、关于“封建”的讨论对于在思想观念上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积极作用，《贞观政要》《通典》等政治史、制度史的问世对于当时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民族史和域外记载的增多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和世界的认识，而谱系之学的发展则延续着人们的门阀意识、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等等。我认为，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收获，才谈得上对唐代史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才算得上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里有了一个立足点，当然也是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我在唐代史学研究方面的另一个成果，是于1996年出版了《杜佑评传》一书。杜佑宦海生涯60年，以36年时间撰写成第一部典制体通史——《通典》。这发生在安史之乱之后，绝不是偶然的。杜佑及其《通典》之所以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一是杜佑的明确的经世致用思想，即“所撰《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第一次；二是《通典》分九门，而以《食货》为之首，以及九门的逻辑结构，反映出他对国家政权职能的合理认识；三是杜佑的朴素进化观点的多方面表现，具有较高的历史理论价值。此书的撰写和出版，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唐代史学和史学名著的认识。
（二）着意于“通”的追求，以便对中国史学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这是向着研究工作的深度、广度发展的前提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而对于专史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某一个断代的认识上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不“通”，便不能纵观全局，看清脉络，揭示规律，从根本的意义上认识中国史学史；不“通”，便不能对局部做出准确的认识和恰当的评价，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误区，此乃学术研究之大忌；不“通”，就难以深入到理论层次，而缺乏理论上的综合便会影响到学科建设的发展；不“通”，也不符合中国史学之“会通”的传统。基于这些认识，我是有几分自觉而着意于“通”的追求和努力。不论我事实上达到何种程度，我以为这种追求和努力是正确的。
在“通”的追求和努力方面，是很艰难的，我时时感到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一生当中读不了多少，这里就有选择上的难度；二是自己功力不足，对不少历史著作理解不深，难以揭示其要义。尽管如此，只要方向对头，就应坚持去做。因此，我逐步地把自己的视野拓展到唐代史学以外，并逐步地拓展到古代以外，涉及近现代。1992年，我出版了《中国史学散论》。这是一本论集，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当代；其内容则有史学史方面的专论，也有从宏观上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阐述。这本书的出版使我在两个方面增强了信心：一是对有些理论的阐述（如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等）受到史学界不少朋友的关注，二是“通”的追求和努力确在不断提高我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在这种心情驱动下的攀登，虽然很艰苦，但总是很有兴味的。1994年，十卷本的《中华文明史》出版，其中起于先秦、迄于清末的史学史各章，是我在“通”的追求方面的又一成果。在这一撰述过程中，我力图把史学同时代的关系和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结合起来，既反映出史学史发展的总的脉络，又显示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独特面貌。例如，我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出“史学的多途发展”，从明代社会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等认识。这似乎多少有一点自得之学的意境，但总的说来，如前所述，在我做此种努力的过程中，甚感自己功力不足。我时时在想，对于中国史学史的“通”的追求，应当是终生努力的目标。学无止境，这是真理。
（三）向理论方面提高，探索学科建设的重大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籍、多样的体裁、生动优美的表述，为世所公认。但是，它有没有理论呢？这个问题长期困惑着人们。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全国性的史学讨论会上，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以描述见长，没有理论。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说（此说发表后，《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新华文摘》等七家报刊予以转载），但却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据来证明中国古代史学也有自己的理论；因此，我只能承认还有待于研究。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要十分关注理论问题。1992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首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表较系统的认识。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前，人们就有了历史意识；有了文字以后，人们的这种历史意识便通过历史记载、历史撰述保存下来。这一点，过去人们都讲到了。当着历史记载、历史撰述有了一定的积累，人们便开始了对它们和它们的作者进行评论，于是便形成了史学意识；这种史学意识的发展，启发着人们对史学工作改进、发展的要求，这就是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史学意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启发着史学批评的展开；而史学批评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的积累与深化，便促进了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概括说来，就是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史学批评—史学理论。当然，这个演变过程不能脱离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这是毋庸置疑的。回想起来，这篇论文大致反映了我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认识。当然，这个认识只是粗线条的，它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并取得具体的表现形式。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可以被看作这种深化的一个阶段，这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是一本带有开创性质的书，以前还没有类似的著作。本书涉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些主要范畴，如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曲笔、史法、史意等，也涉及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方法，还涉及史学批评的主体把握和社会效果，以及史学批评对史学理论的发展以至于史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等问题。
我之所以确定要写古代史学批评方面的问题，在认识上是有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古代史学评论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素有盛名，多为人们所称引，因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论著或言论，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其真知灼见、发展历程，并不是这两部名著所能代替的。古代的历史撰述、史学论著、文集、笔记中，多有史学评论的闪光思想。这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只因我们注意不够，或是缺乏自觉的系统发掘、整理、阐释，故这一宝藏尚未充分显露出它的光华。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发掘的。
第二，我在研读古代历史撰述、史学论著过程中，获得一个不断明确起来的认识，即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除了历史的、社会的推动之外，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作为史学自身的反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
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要求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去认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撷其成果，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这是史学理论建设上的继承与创新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年来，我逐渐领悟到、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不能脱离研究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
这本书出版后，在史学界有较大的反响，几家报刊发表了评论，认为它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种新的模式，对促进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当代史学批评理论的建设，有比较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在向着理论方面提高的思考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时时都会碰到的，即史学究竟有什么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史学著作的大量引进，人们可以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解释，同时也产生了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种种误解（有些误解至今仍然存在）。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是“资治”史学、“劝诫”史学，因而在今天没有什么值得人们重视的地方。中国古代史学确有资治、劝诫的功能，但它的功能绝不止于此，它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价值。1991年，我发表了《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一文，从进取精神、凝聚意识、历史智慧三个方面，论述了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部分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1994年，我出版了《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一书，这是专门论述史学社会功用的著作；这样的著作似乎也不多见。这本书依据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试图通过深入浅出的叙述和阐释，来说明史学在人们思想历程的发展上所占有的位置，说明史学同社会、文化、人生的关系，从而说明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现实、人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本书首先论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伟大的民族，以及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同人们社会实践的关系，然后依次论述了史学与认识历史、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文化发展、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历史教育等问题。本书在理论上的特点是：强调人们的历史活动是人们的历史意识产生的前提，而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则是史学之社会作用得以发挥出来的前提。人们重视历史，则不能不重视史学，其理固无疑义。
这本书在推进人们对历史科学与现实历史运动之关系的认识方面，提供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较有系统的说明，从而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历史科学与社会实践之密切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四）史学史与史学之理论的结合，史学史研究与现实历史运动的结合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过程中，对这两个结合是逐步认识到、逐步明确起来的。我认为，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结合的重要性，才可能做长期的努力，才可能有些许的积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最终应以此为归宿。
1998年4月，我的一本论集《史学与史学评论》出版。此书以其朴素的、平常的方式，表明了我对现实的历史运动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对当前史学发展的关注。在这里，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更能反映我的旨趣和追求。学术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不应当限于个人的范围，它是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基于这一认识，我把探索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同对当前史学工作发表评论性意见，看得同样重要，并孜孜不倦地去从事这些工作。当我展读此书之时，我的确有一种自我庆幸（不是自我陶醉）之感：我所从事的研究没有脱离社会，没有脱离他人，而是同社会联系在一起，同他人联系在一起。
我的另一本书《史学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1998年10月出版），是以中国传统志书的形式来反映中国史学的历史、理论之诸多方面成就的尝试，其核心部分则是“史”的演进与“论”的展开相结合。本书包含的内容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史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的史学传统。全书有史有论，论史结合。其中，“历史观念”及其以下各部分，在理论上的创获显得更为突出一些。概括说来，本书是一部旨在反映中国史学之面貌、成就与特点的著作。全书首叙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概述其产生与成“家”、发展与转折、繁荣与嬗变、近代化趋势与科学化道路之总的脉络，上起先秦，下迄20世纪40年代。其后各部分内容是本书主体，即对中国史学之若干重要领域做历史的与逻辑的论述：从史官、史家而及于修史机构，从史学成果的内容与形式而及于历史文献的利用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而及于历史观念的发展、史学理论的形成，最后以论述中国史学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为殿。本书在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及其阶段性特征方面，在关于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的发掘、清理和阐释方面，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更多地反映出了许多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积累所得。
综合以上所说，我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从断代史学入手，着意于“通”的追求，努力向理论方面提高，致力于史与论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中，有的问题是起初就有了自觉的认识的，有的问题则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觉的认识的，而对有的问题或许至今尚无自觉的认识，还须继续努力才能达到自觉的境地。
四
中国史学史研究同任何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不能不讲究研究方法。然而，说到研究方法，我觉得很惭愧，一是不懂得新颖的方法，二是不精于传统的方法，只是恪守以勤补拙、自强不息的信念罢了。
当然，这些年来的研究，也有一些做法和感受。
第一，对中国史学的认识，一定要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的基础之上。首先，一定的时代产生一定的史学，对时代特点认识不清，便不可能准确地阐说这个时代的史学特点。其次，任何关于史学的评价，归根到底都是以历史评价为前提。因此，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创获，就应当在认识中国历史上多用些工夫。我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八九个年头中，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我曾以此向白寿彝先生“诉苦”，说是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白先生却认为，不仅没有耽误时间，而且对研究中国史学史大有益处。事后，我才逐渐领悟到这话的含义和分量。因此，这些年来，我虽然不再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但却仍然十分关注中国古代史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以便使自己随时补充新知，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之相适应。
第二，以研究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为立足点，进而向纵向或横向深入发展，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路径之一。首先，中国史籍浩繁，任何个人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展开全面的研究，势必要有一个立足点，然后向外拓展。其次，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做深入的研究，大致可以获得对史学之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以此为出发点，可收举一反三之功。我以为，以研究一两部史学名著作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出发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很难全面反映时代与史学相互间的种种关系，从而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进而局限了研究者的发展前景。
第三，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的研究，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先做编年。做编年有两个好处：一是了解大势，二是发现问题。我在研究唐代史学之初，先读了有关的八九十种文献，数易其稿，做了十几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于是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发现了二三十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其收获之大，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应当承认，这个方法很笨，但却扎扎实实。南开大学杨翼骧教授编有《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现已出版第一册、第二册，足资参考：可以选择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时段，参阅原始文献，重做一次，当大有裨益。
第四，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它同任何专史一样，贵在通识。因此，对于任何时期之史学的研究，对于任何史家、史著的研究，一是要根据那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去评价，二是要置于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之中去评价，这样才可能避免或减少片面与夸大，不至于在评价中否定前人、无视后人，产生这样那样的偏颇。中国史籍的浩繁，以致任何人都难以达到真正的“通识”。因此，“通识”只能是相对的，但“通识”的意识和要求，却不可完全没有。踏上走向“通识”的道路，没有捷径，多读书、多思考是唯一可靠而有效的方法。
最后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世界各国所仅有。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有些已经落后了，有些没有继承的必要了，但优秀的遗产仍然十分丰富，在当代仍然有活泼泼的生命力和现实的价值。因此，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地发表议论，尤其不要轻易地去否定古代史学，因为那样做不仅显示出自身的浅薄，而且无益于一般社会公众。中国史学是中国历史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神圣的；尽管它有缺点、有局限，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的神圣性。
作为近代学科史之一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来的，三四十年代是其草创时期比较活跃的阶段，50年代相对沉寂，60年代初是草创时期又一个比较活跃的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学科史的中国史学史进入了它的建设时期。这个建设时期还将继续下去，不论是历史的研究，还是理论的研究，都还有许多课题亟待进行，前面的路还很长。
我的研究，只是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增添一砖一瓦而已。中国史学史学科大厦，要靠师友、同仁共同努力，甚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设起来。
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方面是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再一个方面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我认为，这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希望有更多的同仁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