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即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求实和经世的关系，反映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是错综复杂的，但从古代史学的整体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协调和一致的关系。
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尤其是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的“书法无隐”而称他是“古之良史”[18]，以及《左传》作者记述了齐国太史、南史氏为书“崔杼弑其君”[19]而不惜以死殉职，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就成为史家遵循的传统。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写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名句。北周史家柳虬也说：“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20]唐代史家吴兢，即《贞观政要》的作者，曾因当面拒绝当朝宰相张说希望将武后实录改写数字的请求，而被时人誉为“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21]。这种优良传统，也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家所继承。史载，辽兴宗猎于秋山，而熊虎伤死数十人，有司奏闻于朝，史臣萧韩家奴即书于史册，辽兴宗命其删去，“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22]。金朝对史官记事颇多限制，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修起居注，移刺杰上书说：“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经大臣们引经据典，金世宗也从《贞观政要》记事中得到启发，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23]。所有这些，表明了秉笔直书传统影响的深远。
刘知幾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指出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对立，分析了它们的利害。刘知幾认为“直书”“直词”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诬书”则会造成实录难求。刘知幾正是从历史撰述是否是“实录”这一根本点上，来划清“直书”与“曲笔”的界限的。这集中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史学之求实精神。这种求实的精神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形成了优良的史学传统。当然，“曲笔”也是史学上的客观存在，刘知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形式和产生的原因，也举出了不少这方面的实例。在刘知幾以后，这种现象也时有出现。但从史学发展的全貌来看，亦恰如刘知幾所说：“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24]这个看法是具有辩证因素的。曲笔作史危害很大，造成的史事上的错误也不少，但在整个史学上毕竟只占少数。这就是说，直书是主流，曲笔不可能成为主流。这是因为：第一，曲笔违背了“书法无隐”的古老传统，也跟人们的历史意识不断发展的趋势相悖。第二，任何时代出现的曲笔，都不会符合那个时代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因而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即使出于维护“名教”而曲笔，也难得为严肃的史家所接受。第三，由于上述两点原因，绝大多数史家是以董狐、南史、司马迁为效法的楷模，存实录、写信史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第四，从史学发展的连贯性来看，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为后人所揭露和纠正，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可以举出不少实例来证明的。要之，可以认为：曲笔只是史学上的支流，而直书是史学上的主流。认清这二者的关系和作用，对于全面估价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求实，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基础。刘知幾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25]这是从一个具体的方面，说明了求实和史学社会作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中国古代史学之经世致用的传统上则有广泛的表现。
中国史学之经世致用的目的萌芽甚早，上文所引《尚书·召诰》语足可说明它有长久的渊源。所谓孔子作《春秋》以代“王法”，至少反映了人们对于史学的社会作用已有明确的认识。秦汉以下，这种认识不断发展成为自觉的意识，从而成为一种史学传统。至晚在中唐时期，这种传统由主要是鉴戒的目的发展为比较全面的经世目的。这从杜佑著《通典》和《理道要诀》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杜佑的撰述目的，反映出他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两点是不同于前人的。第一，他突破了在历史书中从历史事件方面总结治乱得失的模式，进而深入到从各种制度的兴革流变对历史上的治乱得失做全面的考察。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从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重大政治事件的考察，发展到对于国家主要政策、制度的历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价值观念的考察。杜佑在《进书表》中着意强调指出“法制”和“政经”的重要，这既是经典中讲得很少的，而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真是双重的遗憾。唯其如此，《通典》问世，则“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26]。第二，他突破了历来所强调的史学对于现实社会尤其是现实政治的鉴戒作用这一认识模式，提出了以史学“经邦”“致用”“将施有政”这一具有直接实践作用的认识模式。《通典》自序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时人李翰、权德舆都指出了《通典》这种“将施有政”的实际价值。李翰《通典》序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权德舆《杜公墓志铭并序》称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27]。这些评论都说明“《通典》的精华是‘理道’的‘要诀’”[28]。宋人朱熹说：“杜佑可谓有志于世务者。”[29]这个评价道出了杜佑的撰述旨趣和《通典》的主要特色。
在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经世致用之学兴于明清之际，这自有一定的道理。但若从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来看，则此说恐未必妥帖，还是可以做进一步讨论的。
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杜佑之后，经司马光、郑樵而继续发展。郑樵提倡“实学”，《通志·二十略》是其代表作。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稽古录》，则被称为“如桑麻谷粟”[30]，世人不可不读。这种传统在明清之际有了更大的发展，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顾祖禹等都有卓著的成就。
中国古代史学之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在总的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可以从《史记》《通典》《资治通鉴》《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读通鉴论》等各类有代表性的著作中看得很真切。《史记》用很多篇幅论述秦汉之际历史经验、揭示当时社会问题，而被称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1]。清代四库馆臣评论《通典》说：“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32]这是把《通典》在求实和经世两个方面的优长都讲到了。《资治通鉴》意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附以《考异》30卷，使其所记、所论有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历代盛赞《资治通鉴》者极多，金朝女真族统治者金世宗的话或许更有深意，他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33]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带有极鲜明的经世目的，而其书被称为：“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34]甚至被推崇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见此书魏禧序）。关于求实和经世之一致的发展总趋势，还可以举出不少这样的实例来说明。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有的统治者或有的史家，为着某种需要而掩盖历史真相或篡改已经写出的史书，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这跟史学的经世致用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界限不可混淆。如上文所说，这种曲笔作史的行为，只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支流，而且总是遭到后人的唾弃和鄙视。从这两方面来看，是否可以认为，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以及它们之间在总的趋向上的一致性，乃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主流。当然，如同任何时代的史家都会受到历史的局限一样，中国古代史家不论在求实方面，还是在经世方面，若以今天的认识来看，都是会有不少缺陷的。历史地对这些缺陷做出说明，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