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文采、重视考据，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探索理论，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三个方面，历来为中国古代史家所重视，它们也从总的面貌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左传》写战争、写辞令，《国语》写历史形势，《战国策》写说客辩词，都各有成就。《史记》第一次把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中心看待，写出了各阶层人物的群相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它写战争、写重要的历史场面也极精彩。《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在不少方面继承了《史记》的传统。《资治通鉴》写战争，也继承了《左传》《史记》的传统，并有所发展。史书文字表述之美，增强了史学自身的生命力，同时也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
中国古代史学的突出优点是重视对于历史的记述，这种记述不仅需要讲求文采，而尤其需要讲求真实，故历来重视对于历史事实的考证。司马迁写《史记》很重视文献，对有些文献运用得也很谨慎，他通过实地考察还纠正了一些传闻的错误。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史注，史注的作用或补充史事，或保存异说，或训释名物，或揭示讹误，成为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这种传统已发展到具有丰富内涵和十分自觉的程度。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是以金石文字补史、考史的专书。到了清代，更有一批史家以其在考史方面的卓越成就而形成一个学派，即乾嘉考史派。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崔述等人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他们的方法和实践早于德国“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的八十年左右。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重视记述，不重视理论，甚至认为它没有理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产生这种片面认识的原因很多，有两点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是我国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尚未做深入的发掘和研究，以致给人以“理论贫乏”的错觉；一是有些研究者惯于用西方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形式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的轻重、长短。这两种情况，都是应当改变的。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关于理论方面的探索，就对历史的认识来说，《左传·僖公十九年》已提出了“民，神之主也”的认识，认为依靠“神”也不能不听“民”意，这反映了对于人和神在历史活动中所处地位的思考。上文所引《左传》中史墨的话，则反映了对于社会历史之无“常”而有变的认识。后来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当是有认识上的渊源的。司马迁还提出了“势”和“理”这两个历史理论范畴，提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历史认识。在司马迁之后，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们对于这些历史理论问题和范畴，都结合着历史进程而不断有所阐述、有所发展。例如，魏徵之论“天时”“人谋”和历史上的盛衰现象的转变，杜佑之论古今关系及“理”与“势”，柳宗元之论“天”“人”“理”“势”“圣人之意”“生人（民）之意”，叶适之论“天文、地理、人道”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直至王夫之对“势”与“理”的关系做了历史哲学高度上的阐释，这个探索的过程始终没有中断。
关于理论方面的探索，就对史学的认识来说，也是很丰富的。自孟子提出“事”“文”“义”[36]这三个范畴后，班固评论《史记》就遵循于此。《文心雕龙·史传》篇篇末赞语，可以概括为体、事、义、文、德五个方面。《史通》丰富、发展了这些方面，确立了前所未有的史学理论范畴体系，这个体系的精髓可以概括为才、学、识三个基本的理论范畴。才，应包含体与文；学，主要指事；识，就其基本方面说，应包含义与德。宋人吴缜提出以事实、褒贬、文采为史学批评的标准，并认为事实是三者的核心[37]，这是对才、学、识范畴体系的一个发展。至《文史通义》出，于才、学、识外，突出提出史德这个范畴，这更加强调了史家精神世界的修养。同时，章学诚又提出“史法”“史意”，这可以被看作史家关于史学之史识的不同侧面或层次的概括，“史意”更强调了史家在史学思想上的创新意识。由孔子概括而由孟子表述出来的事、文、义三个史学理论范畴，经历代史家在两千多年中的不断探索、丰富、发展，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本文所说的几个方面，尚难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做全面的概括。就是这里说到的几个方面，也只是我的一些初步认识，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能够得到读者和同行的指正。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中国古代史学在发展中也有不足之处，甚至包含着不少谬误和糟粕。尽管如此，它们毕竟掩盖不了它的优良传统的光华。
[1]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3]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8页。
[4]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5] 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十三·王侯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49页。
[6]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7] 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一·选举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8页。
[8] 司马光：《资治通鉴》附录《进书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9]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10]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页。
[11]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页。
[12]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页。
[13]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71页。
[14]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15] 据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实际著录803部，附亡书64部，合计867部。这与《隋志》所说略有出入。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1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3页。
[17]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页。
[18]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19]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9页。
[20]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21]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6页。
[22] 脱脱等：《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9页。
[23] 脱脱等：《金史》卷八十八《石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2页。
[24]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7～198页。
[25]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2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27]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唐丞相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36页。
[28] 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
[2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50页。
[3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07页。
[31]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3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政书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4页。
[33] 脱脱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页。
[34]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顾祖禹》，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页。
[35] 梁启超认为：“《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又说：纪传体中的书志“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史学关于制度史的成型著作，至19世纪中期才出现。
[36] 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37] 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