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的含义的演变，即从史官到史书、史事，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同中国古代史学的进步和人们对史学认识的不断提高相联系的。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讲到“史学”这个概念的出现、使用及其意义。中国史学产生于先秦时期，至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人们关于“史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却要晚得多，大致说来，它始于东晋十六国，其内涵则显现于唐、宋，而丰富于明、清，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史学”这一概念的较早提出，很可能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史载东晋太兴二年（319年），石勒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21]。祭酒，本意指老者、长者，后转意为功高者，其后更进而转意为学官中的领头人物，如“汉置博士，至东京，凡十四人，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谓之博士祭酒……晋武帝咸宁四年，初立国子学，置国子祭酒一人”[22]。律学，即法律之学。晋制，设有律学博士[23]；十六国时期之后秦，姚兴亦曾“立律学于长安”[24]。石勒置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在政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举措；而“史学”立为官学之一，这在史学发展上也有重要意义。其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25]。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初置总明观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26]。从经、律、史到儒、玄、史、文，再到玄、儒、文、史，一百五十年间，史学始终是官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当时人们没有对“史学”的内涵做出明确的解说，但它对推动史学的发展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同后来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勃兴，唐初官修史书的繁盛，史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独立科目，都有密切的关系。中晚唐之际，殷侑鉴于本朝科举取士曾有“史科”名目，而“近日已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者，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27]，于是建议恢复史科考试，并在国子监提倡生徒攻读“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殷侑所说的“史学”，从表面上看是从科举考试方面提出来的，但他所说的有关史学的内容则是“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谕劝戒”，认为《史记》《汉书》《后汉书》“旨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世）教”，却又不仅仅是从科举考试出发的，而是着眼于史书本身的社会意义。史称，殷侑任谏议大夫，“论朝廷治乱得失，前后凡八十四通”[28]，这同他关注史学是有关系的。顾炎武引用南宋倪思的话，说“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29]。倪思所言“史学”，不仅内容丰富还富有卓见，认为不论是统一时期的历史，还是分裂时期的历史，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元初胡三省称“先君笃史学”，重视史注博洽、书法义例；故认为“史学不敢废也”[30]，承先人教诲，作《资治通鉴音注》。这里说的“史学”主要是编纂学、文献学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了“史学”内涵。此后，使用“史学”这个概念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新意。元末明初陶宗仪撰《辍耕录》一书，其友人称其书说：“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贴；研核之精，拟于洪笔。论议抑扬，有伤今慨古之思；铺张盛美，为忠臣孝子之劝。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据，可览而悉。盖唐宋以来，专门史学之所未让。虽周室之藏，郯子之对，有不待环辙而后知，又岂抵掌谈笑以求贤于优孟者哉。”[31]他说的“专门史学”的含义，既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历史，又包含了专精的治学之道，是对于“史学”的极恢宏的理解。到了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又有了更大的发展。阮元认为：“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能兼其成。”[32]阮元所说的“史学”，一是从不同的学问领域来看待，已带有学科分类思想的含义；二是就钱大昕的史学来看，认为他“于正史、杂史，无不寻讨，订千年未正之讹”。所谓“讹”，既有史事之讹，也有编纂之讹，可见其研究领域异常辽阔。钱大昕同章学诚，是中国古代赋予“史学”以最丰富的内容和最深刻的含义的史家。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及其他著作，主要讨论史学问题。他直接论述“史学”的地方也很多，其要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关于“史学”的核心。他说：“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33]他认为“史学”的本意或核心所在是“比事属辞”“心知其意”。“比事”是叙事，“属辞”是体例，“意”是对史事的认识和撰史的目的。这才是“古人所为史学”。章学诚否定唐宋以下史家在“史学”上的成就，显然不妥，但对“史学”之本质的解释确是有创见的。第二，关于史家在“史学”上的异趣。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34]所谓“史法”，主要指史书编纂；所谓“史意”，主要是指对史事的见解和撰史的目的。史法、史意很难截然分开，不过主要倾向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第三，关于“史学”贵在“著述成家”“义有独断”。他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35]他还反复称赞前人的通史之作“别具心裁”，“义有独断”[36]。这涉及史学评论的原则，即贵在有创造性。第四，关于“史学”工作两大部门的区分。这是章学诚自谓在探讨史学问题上的重要收获，他在《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写道：“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三书》之议，同出新著，前已附致其文于足下矣。其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37]所谓“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即指“撰述”与“记注”的区别而言。其基本论点是：“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38]这是章学诚直接论到“史学”这个范畴的很重要的论点。章学诚论“史学”，还有一些见解，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唐、宋学人从科举取士出发而论“史学”，到章学诚从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论述“史学”，“史学”这个范畴的演变及其内涵的日益丰富，透视出中国古代史学有了多么巨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