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修历朝实录，是元代官修史书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它同纂修政书一样，都是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史学传统。
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史部实录类考订，元代历朝实录有：《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定宗实录》、《睿宗实录》、《宪宗实录》、《世祖实录》、《顺宗实录》、《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仁宗实录》、《英宗实录》、《泰定实录》、《文宗实录》、《明宗实录》、《宁宗实录》共15部（《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这些，多见于《元史》记载，表明元朝统治者对纂修实录的重视。其中，宪宗以上5部实录，是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着手补撰，至成宗大德七年（1303）十月一并成书奏进，历时17年。不过所谓顺宗，并未曾称帝，他是武宗的父亲答剌麻八剌。武宗做了皇帝，给他追加谥号和庙号，并且修了“实录”，这不合乎皇家和史职的制度；后来明朝统治者也有仿效这种做法的，足见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元代历朝实录均亡佚，它们纂修的经过已难以深考。从现在的文献记载来看，有几点是可以确知的。第一，实录多由翰林国史院承修，这在实质上是继承了唐代以来史馆的制度。第二，元代历朝实录大多还附有事目和诰制录。这一方面说明其部帙较大，事目可以起到提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以皇帝诰制与实录相配合，更加突出了皇帝诏命同实录的关系。从历史记载与历史文献的积累来看，这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若从史学发展来看，尤其是从历史见识来看，则未必是一种进步。第三，元代实录，往往还有语言文字方面的繁难之处。《元史·世祖纪十一》记：“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从之。”这种情况在元初尤为突出。成宗时纂修《世祖实录》，“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36]。便不再提到文字的繁难了。“金书”可能用的是“国言”，“节文”大约就是事目，这其实只具有象征的意义。第四，元代纂修历朝实录，又往往同时撰写这一朝的后妃、功臣传。如英宗时，“敕纂修《仁宗实录》、《后妃》、《功臣》传”[37]；顺帝时，“诏翰林国史院纂修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38]。这是一个特点。
元朝统治者对国史的重视，从元仁宗讲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史载：皇庆元年（1312），“升翰林国史院秩从一品。帝谕省臣曰：‘翰林、集贤儒臣，朕自选用，汝等毋辄拟进。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39]。且不论仁宗出于何种目的，他说的“一时公论”和“万世公论”的区别，可以说是从一个方面道出了史学工作的特点和重要。元代历朝实录纂修不绝，国史院地位的重要，是同这种认识紧密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