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四月，与辽、金二史同时始修，至正五年（1345）十月二十一日成书奏进。它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51]，共496卷，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浩繁。
《宋史》的纂修，仍是阿鲁图、别儿怯不花为总领，脱脱为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唯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为总裁，参与撰写的史官有斡玉伦徒等23人。[52]卷帙如此浩大的《宋史》，在短短的两年半中修成，主要原因是依据了宋代史馆已有的国史旧稿。《元史·董文炳传》记：元灭南宋时，董文炳率军入临安，对奉元世祖之诏招宋士而至临安的翰林学士李槃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以备典礼。”于是，“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董文炳不仅是元朝平宋的功臣，也是保存宋史文献的功臣。[53]元朝史臣，根据旧史文献，“编劘分局，汇粹为书”。他们修撰《宋史》的主旨是：“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而匡扶。”宋代是理学兴起的时代，元朝史臣中多有崇奉性命之说的，故于修撰《宋史》，乃着重申明这一原则。他们在撰述上的具体做法是：“辞之烦简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时，旧史之传述既多，杂记之搜罗又广。于是参是非而去取，权丰约以损增。”[54]
《宋史》本纪记事上限起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宋太祖赵匡胤出生至宋建隆元年（960）称帝，并追溯其先世事迹自唐至于后周；下限止于南宋赵昺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包含北宋、南宋319年盛衰兴亡的历史，以及两宋皇朝与西夏、辽、金、元诸皇朝或和或战以至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一个发展而又充满纷争的时代，它在《宋史》本纪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宋史》本纪于两宋之际，颇致意于总结其兴亡之故。《徽宗纪》后论分析徽宗“失国之由”，认为他并非如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也并非有曹操、司马氏之篡夺，而是由于“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以致蔡京、童贯等先后用事，“骄奢**佚”，“佳兵勤远”，弄得“困竭民力”，“稔祸速乱”，最后“国**辱”，他是不能用“气数”来推诿自己失国的责任的。它还指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钦宗即位，虽不同于徽宗所为，但“其乱势已成，不可救药；君臣相视，又不能同心协谋，以济斯难，惴惴然讲和之不暇。卒至父子沦胥，社稷芜茀”[55]。同时，撰者也注意到“熙、丰、绍圣椓丧之余”对于徽、钦败亡的影响。这就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待北宋末年的衰败了。《高宗纪》共9卷，几乎占了本纪总数的五分之一，详述了南宋的中兴。其后论把宋高宗同夏之少康、周之宣王、汉之光武、晋之元帝、唐之肃宗并提，认为：“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撰者没有总结南宋初年中兴的原因，但从夏、周、汉、晋、唐、宋的历史上评价了宋高宗，殊为难得。撰者对于两宋历史之总的认识，一方面说“赵宋虽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后，以仁传家……然仁之敝失于弱”；一方面又说“建炎而后，土宇分裂，犹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后亡，岂非礼义足以维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结黎庶之心欤？”[56]把北宋之弱归于“以仁传家”，把南宋的存在归于“礼义”和“恩惠”，这种完全脱离当时社会矛盾和物质生产而空言“性命之说”的看法，暴露出撰者历史见解上苍白的一面。
《宋史》本纪记南宋的灭亡，写出了悲壮的一幕：
［至元］十六年正月壬戌，张弘范兵至厓山。庚午，李恒兵亦来会。［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棋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居［卫王赵］昺其中。大军攻之，舰坚不动。又以舟载茅，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爇”。
二月……大军至中军，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余舟夺港而去，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57]
这一段文字，是《宋史》本纪中少见的史笔，可谓有司马光之风。撰者最后评论说：“宋之亡征，已非一日。历数有归，真主御世，而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在元的灭宋问题上，史官们终究还是打出了“历数有归”、“天命”所在的旗帜。他们还写道：“我皇元之平宋也，吴赵之民，市不易肆。”[58]这同样也是粉饰之辞。
《宋史》的志共有15篇，比《金史》多《艺文志》，其他篇目略同。《礼志》有28卷之多，详载两宋制定五礼的过程及有关内容和议论。《地理志》记载了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的地理建置情况和户口多少。《河渠志》详载河决情况及历朝治河方略，兼及江、淮以南诸水“舟楫溉灌之利”。《职官志》清晰地写出了宋朝官制的细密，反映了“宋承唐制，抑又甚焉”的继承、发展关系。《食货志》根据“宋旧史志食货之法”，但“去其泰甚，而存其可为鉴者”，遵杜佑《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的思想，以农田、方田、赋税、布帛、和籴、漕运、屯田、常平义仓、课役、赈恤为上篇；以会计、钱币、会子、盐、茶、酒、坑冶、矾、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为下篇，共22目、14卷，大致反映了宋代的经济面貌和有关制度。《艺文志》8卷，是继《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之后，又一部历史文献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宋宁宗以前所著录文献采自宋之旧史，宁宗以后70余年者为元史臣所补，分经、史、子、集四类，著录文献9819部，合119972卷；其中虽有重复、漏载，但仍是反映唐宋以来历史文献存佚、增损变化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子部儒家类，宋人著作占了五分之四，足见宋代儒学的兴盛。《宋史》撰者在诸志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点，亦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如《食货志》序指出宋代租税征榷制度虽“无以大异于前世”，但在政策上却“易动而轻变”，而“儒者论议多于事功”的学风也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实施。《艺文志》序说：“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胜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59]说明撰者是站在维护“道德性命之学”的立场上的。但这跟《瀛国公纪》后论里说的“仁之弊失于弱，即文之弊失于僿也”[60]，似不尽吻合。撰者论元之平宋，是张扬“天命”“历数”之说的。但在《五行志》序中又说：“德足胜妖，则妖不足虑；匪德致瑞，则物之反常者皆足为妖。妖不自作，人实兴之哉！”这显然是在强调人事的重要了。所有这些，说明《宋史》撰者在历史观点上的庞杂和矛盾。
《宋史·宰辅表》5卷，载北宋居相位者72人，位执政者238人；载南宋居相位者61人，位执政者244人。其意在于：“岁月昭于上，姓名著于下”，“政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见矣”。《宋史》列传记2000多人，可谓正史中记人之盛举。其类传中新增《道学传》，置于《儒林传》之前，凡4卷，分记周敦颐、程颢、程颐和程氏门人，朱熹、张栻和朱氏门人。其序称：“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61]并认为这是“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这反映了撰者崇尚道学的思想倾向，也写出了宋代意识形态领域的特色。
辽、金、宋三史，《辽史》简洁，《金史》规范，《宋史》丰满，虽不免各有瑕疵，然在历代正史中，都各具特色。它们同《蒙古秘史》、《国朝名臣事略》、元代历朝实录等撰述相映成辉，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史学之民族内容的空前丰富，从而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