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撰述宋史的动因，概括说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动因，是不承认元代的正统地位，而以明继宋，是藉撰宋史而彰明统。如《宋史质》一书，记宋末之事时，即无中生有地追称明太祖之高祖为德祖元皇帝，以承宋统，公然无视元代的存在。班固著《汉书》，以明“汉绍尧运”，不承认秦的存在，但班固的这种保守观点并不曾影响到他对待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而王洙此书，以错误的正统观念做指导，又错误地模仿《春秋》和《资治通鉴纲目》的书法，陷入杜撰历史的误区，毫无可取之处。应当注意的是，在思想上不承认元代历史存在的人，并非王洙一人。
第二个方面的动因，是不承认辽、金二史可以自为正统而与宋史并列。上述《宋史质》把辽、金列于“外国”；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对辽、金二朝历史索性削而不书。在这一点上，柯维骐《宋史新编》是最有代表性的撰述。这是一部严肃而甚见功力的宋史著作。其本纪详载诏令，其表与志以简明显示出特点，其列传推崇大义凛然之士，同时，在史实上也纠正了《宋史》所存在的一些疏漏、谬误。这些，都足资参考。但其撰述主旨，是不承认辽、金二史同宋史的并立，而将它们与西夏史均列入“外国”。《明史》记载此事说：
《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33]
这里，对《宋史新编》似持肯定态度，但这并不足以代表清人的看法。这从下面两个事实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其一，是四库馆臣对《宋史纪事本末》一书的评价。《宋史纪事本末》同《宋史新编》一样，也是一部严肃而甚见功力的宋史著作，“于一代兴废治乱之迹，梗概略具”。但是，它也不承认辽、金二史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是把辽、金史事融于宋史之中。故四库馆臣在肯定它的同时批评说：
诸史之中，《宋史》最为芜秽，不似《资治通鉴》本有脉络可寻，此书部列区分，使一一就绪，其书虽亚于（袁）枢，其寻绎之功乃视枢为倍矣。唯是书中纪事既兼及辽、金两朝，当时南北分疆，未能统一，自当称“宋辽金三史纪事”，方于体例无乖，乃专用“宋史”标名，殊涉偏见。[34]
这个批评，从“当时南北分疆，未能统一”的历史事实出发，指出作者“殊涉偏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种“偏见”，近则有愧于元代史官，远则更逊于唐代史臣。
其二，是明代学人对这种无视辽、金二史的保守观念的批评。明人于慎行《读史漫录》有一则文字，专论此事，堪称卓见，其文曰：
元人修三史，各为一书，是也。《通鉴》编年之史，不相照应，即当《南》、《北史》之例，不必有所低昂可也。近世文雅之士，有为《宋史新编》者，尊宋为正统，而以辽、金为列国，则名实不相中矣。彼南、北二史，互相诋诃，南以北为索虏，北以南为岛夷，此列国相胜之风，有识者视之，已以为非体矣。乃今从百世之后，记前代之实，而犹以迂阔之见，妄加摈斥，此老生之陋识也。辽、金绳以夷狄僭号，未克混一，而中国土宇，为其所有，亦安得不以分行之体归之？而欲夷为列国，附于《宋史》之后，则不情也。[35]
这一段话，表明了作者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认识在历史编撰上的反映，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作者认为，《宋史》、《辽史》、《金史》“各为一书”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表明当时中国“未克混一”的局面。其二，其“各为一书”，在体例上应援引《南史》、《北史》之例，“不必有所低昂”。其三，所谓“文雅之士”们的《宋史新编》的做法，即尊宋为正统，辽、金为列国，不得其体，这容易重蹈南北朝时期史家修史“互相诋诃”的误区，因而是为“陋识”；且这种做法也不近于情，因为辽、金所控制的地方也是“中国土宇”，怎么能因为它们是“夷狄”所建就归于“列国”呢！
关于元修《宋史》、《辽史》、《金史》，后人多有批评、指摘，归结起来，无非是成书匆忙、舛误甚多、过于繁芜之类，应予以纠正，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元人修三史，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局着眼，使“各为正统”，承认在整体的国家格局下的“未克混一”的事实，不赞成把辽、金分割出去作为“列国”而附于宋。对此，人们往往重视不够，不能不说是史识上的偏颇。从于慎行指出这是一种“陋识”，到四库馆臣批评《宋史新编》存在“偏见”，可谓正中其弊。
元人修三史，有“三史凡例”凡135字，举重若轻，气势恢宏，于慎行深得其旨，故有是论。
第三个方面的动因，是为了纠正《宋史》的繁芜。王惟俭的《宋史记》250卷系为此而作。他曾撰《史通训故》一书，说明他熟悉史学家法。他于《宋史记》颇费心力，但终不尽人意，故其书流传不广，更无法取代《宋史》。
以上事实表明，尽管元修《宋史》存在不少缺点，但它在大处根基稳固，不是轻易可以动摇的。明人的宋史著作，不能说全无成就，但对不少的撰者来说，正暴露了他们史识的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