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撰《明史》
清代官修史书，关于本朝史方面的，主要有实录、方略、会典和清“三通”等项；关于前朝史方面的，主要有《明史》和续“三通”。
清修《明史》，历时近百年，在《二十四史》的修撰中是罕见的。清朝统治者于入关的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以胜利者的姿态设立明史馆，着手修撰《明史》。但此次设馆，只是议定修撰体例，并无实质上的撰述工作。这在当时，与其说是具有史学上的意义，毋宁说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34年后，即康熙十八年（1679），在全国形势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明史馆开始了修史工作。大学士徐元文任总裁。徐元文是顾炎武的外甥，他力荐精于明史的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出于对故朝史事的眷念，应聘入京，但不任职、不署衔，以布衣参史事，所有纂修官史稿均由其核定。其后，张玉书、王鸿绪相继任总裁，仍以万斯同主其事。万斯同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去世之前，纂成《明史稿》500卷。而后，王鸿绪据此更加增损，编次为310卷，题为自撰，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雍正元年（1723）进呈。雍正二年，诏以张廷玉为总裁，对王鸿绪《明史稿》再加订正，至雍正十三年（1735）定稿，是为《明史》。乾隆四年（1739）刊行，题为张廷玉等撰。
《明史》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记述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史事。张廷玉在《上明史表》中追叙了康熙、雍正两朝对于《明史》修撰的重视，也肯定了“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首尾略具，事实颇详”。追本溯源，万斯同当居首功。万斯同治史，尤重于事实的考核。他的方法是：“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1]其所书者“有可损”，其所未书者“不可益”，这就是张廷玉说的“首尾略具，事实颇详”。《明史》虽几经增删而成，但它毕竟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故“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2]。
《明史》的纪，写得详略得体，无烦冗之词，也避免了求之过简、犹如大事编年的弊病。《明史》的志、表、传，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从中可以窥见明代历史的一些特点。如《历志》详载明末徐光启等采用西历改革历法的过程，以及崇祯“已深知西法之密”，并诏颁新历，“通行天下”，旋因明亡，竟未实行。《兵志》不独载明代兵制，还记述了火器、车船的建造和功用。这些，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明代科学技术的情况。《艺文志》序记载了明成祖的指示：“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反映出明朝统治者对于经籍的重视。《艺文志》只著录明代“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不载“前代陈编”，这是实践了刘知幾《史通·书志》篇提出的编撰思想。如《宰辅年表》记载了洪武十三年（1380）“革中书省左、右丞相，左、右丞，参政等官”之后内阁辅臣任免情况。《七卿年表》是《明史》独创，记历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及左右都御史的任免，它反映了“明太祖十三年罢丞相，政归六部，部权重也”这一重大变革，是《宰辅年表》的姊妹篇。《阉党传》记宦官党羽毒害政治、祸国殃民，从一个方面揭露了明朝统治的腐败。以《流贼传》记明末农民起义，明朝遗臣、清朝新贵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明史》讳言清兵入关前明廷与建州三卫的关系，以及清兵入关后南明的史事，在这一点上，它远不如元人所修《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