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
清代前期的史学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极辉煌的成果，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崔述的《考信录》，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晚年改号西沚居士，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赵翼（1727—1814），字云崧，亦作耘松，号瓯北，清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清直隶大名（今属河北）人。他们的卒年，比名震欧洲史坛的德国“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1795—1886）约早70至90年。他们多活跃于乾嘉时期，是“乾嘉学派”历史考证的代表人物。他们治史的宗旨，可以用钱大昕的一段话作为概括，即“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69]。简要地说，“实事求是”是他们共同的旗帜。
《十七史商榷》100卷。作者对书名做了这样的解释：“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取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踳驳，以成是书，故名曰‘商榷’也。”[70]这是作者关于此书书名和内容的说明。王鸣盛又论其对前人所著史书的看法及其考史原则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予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总的来看，考证史家所记典制、事迹之“实”，是其主要宗旨，而法戒、褒贬、议论则非其所重。他的这些看法，有精辟之处，即追求史事之真实。这正如比他晚得多的德国史家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说的那样：“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将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标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71]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前者主要是考证，后者主要是描述。
《十七史商榷》在考证上的成就，一是关于史书文字的考订，一是关于历史事实的考订。十七史在传抄、刊刻中不免有文字上的舛误，王鸣盛说的讹文、脱文、衍文，皆属此类。他在这方面所做的改、补、去的考订工作，有不少成绩。同时，史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还会出现编次的舛误和史文的颠倒、遗漏；前人在注史、校史、补史方面，也会出现误注、误校、误补的地方。王鸣盛在这些方面的考订，也有不少成绩。此书在历史事实的考证上，以典制和事迹为重点，其中以典制为主，而尤其重于地理和职官的考证。如卷十八至卷二十一，以4卷的篇幅集中讨论《汉书》所记地理问题，谓之“地理杂辨证”。卷八十一专论唐代官制，而卷七十八至卷八十则兼论唐代地理与官制。此书考证历史事实，有时也涉及重大问题，如其通过曹参、申屠嘉、邓通等人行事，指出“汉初人才已盛”[72]；以《魏书·司马睿传》与《晋书·孔愉之传》、《殷仲堪传》相互参考，证明东晋时期“君弱臣强”[73]之势等。王鸣盛在自序中表明，他是并不着意于议论这一类“虚文”的。但事实上他对史事和史学都有不少评论，而于史学方面的评论更能反映他的学术见解。他在不少地方推崇马、班、陈、范四史；他对魏收《魏书》被“号为‘秽史’”持不同看法，认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74]；他认为《新唐书》帝纪“太简”[75]，而吴缜《新唐书纠谬》“其指摘却亦有精当处”[76]。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但其所论诸史，亦往往有不妥之处，如他对杜佑《通典》多有误解和失实的批评，甚至认为“此书之成亦可云易”[77]；他完全否认李延寿《南史》、《北史》的史学价值，完全否认前人对《南史》、《北史》评论的任何合理因素，批评李延寿“学识浅陋”、“信手涂抹”、“昏谬如此，此亦妄人也已矣”[78]。像这样的批评，都不是很冷静、很妥帖的。在这方面，王鸣盛的书比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不免显得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