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
清代的乾嘉时期，史学发展不仅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过去有一种习惯的说法，即每讲到“乾嘉史学”便以“考据”二字来概括，这是很不全面的。如上所述，乾嘉时期的考史学派，也并非止于考据见长。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还有章学诚对史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写出了《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这两部名作，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它的最高阶段。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清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所著《文史通义》内篇6卷、外篇3卷[95]，是评论文史的著作，而以评论史学为主，这是他的代表性著作。《文史通义》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理论性认识。其中，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论“史德”，论“史意”，是涉及全局性的几个史学理论问题。
章学诚把古往今来的史书划分成两大系列，一是撰述，一是记注，而圆神、方智分别是撰述、记注的特点。这就是章学诚说的“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他对于史学的这个认识，在《书教》篇中有集中的阐述，且自视为比较成熟的作品。他说：“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96]他在《书教下》中写道：“《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这里，章学诚表明他是借用《易·系辞上》中的两句话并“取其义”来概括古今史籍的两大特点，同时把这两大特点分别跟撰述、记注结合起来，进而分史学为两大宗门，以明其所承担的不同的任务。接着，他又阐说这两大宗门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要求：“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这是从任务的不同而说到形式的不同：方，是指体例的严整有序，使之能够储存、容纳尽可能完备的历史知识，即所谓“赅备无遗”；圆，是指体例上的灵活变化，使之能够充分反映史家的历史认识，即所谓“决择去取”。
章学诚的这个认识，在史学理论上的价值主要有两点。第一，他运用这个认识考察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摸索到其中若干运动、变化的法则。对此，他首先概括地指出：“《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接着他考察了从《尚书》到《汉书》的变化过程，写道：“《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他说的纬经、类例、包括，是指出史学变化中的几个特征。他的结论是：“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他说的《官礼》即《周官》，认为它是无所不备的。这样，他就把从《尚书》、《春秋》到《史记》、《汉书》的发展变化，纳入到圆神、方智这两大宗门的系列之中了。
第二，章学诚以圆神、方智这一认识考察中国史学发展时，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思想。他指出：“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他结合史学的变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97]。这是从《尚书》的“因事命篇”讲到《通鉴纪事本末》的“因事命篇”的变化过程，在他看来，这就是“事屡变而复初”的“天下自然之理”的表现。他又认为：在袁枢本人并无此深意，其书“亦不尽合于所称”，“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章学诚的这两点认识，提出了他的独到的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论，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创新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