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在班固看来，《史记》关于黄帝至春秋时事据《世本》，春秋时事据《左传》、《国语》，战国时事据《战国策》，楚汉之际事据《楚汉春秋》，汉初以来讫于汉事为司马迁自撰，故谓之“接其后事”。这当然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司马迁所据、所采的历史文献远不止于班固所举的这些。不过，班固所说“其言秦汉，详矣”，无疑是很重要的看法，说明班固读《史记》是有时代感的。
如前所述，《史记》是一部通史，是一部关于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思想、文化、社会风貌和各阶层人物群像的百科全书。但从《史记》的着力所在和精彩之笔来看，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他所意识到的历史责任来看，《史记》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详尽地、深刻地、生动地写出秦和西汉前期的历史，特别是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这是司马迁奉献给当时的和后来的人们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蕴含丰富的历史智慧。
司马迁着力写秦汉史，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从比较开阔的视野来看，上起秦国的兴起，下迄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内容非常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是这样几个问题：
——原先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统一后的秦皇朝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恢复、发展经济，制定了什么样的国策？
——处于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战国中期以来至西汉前期大约二百七八十年间的重大历史问题，也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有的则是属于他那个时候的当代问题。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他以严肃的态度、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和神奇的史笔回答了这些问题，使《史记》一书具有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统一的神韵和气息。
关于秦的兴起与速亡问题，司马迁只是简略而含蓄地写道：“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侔。”[60]这两句话极概括地指出了秦国发展、强大的过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的宏大的、超越前人的政治抱负，也隐约地揭示了他蔑视历史、目空一切的政治品质。这是司马迁对《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所记史事的总结。而对于秦的兴亡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分析，他是照录了贾谊的《过秦论》用以说明的，并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表明对贾谊《过秦论》的赞同和欣赏。这是司马迁的历史评论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它不仅贯穿着认识上的历史联系，而且也增强了对于历史经验之判断的说服力。
关于楚汉战争项败而刘胜的结局，司马迁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着意揭示了它的原因。司马迁一方面写出了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的业绩；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不懂谋略，“放逐义帝而自立”，迷信武力，“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61]从轰轰烈烈走向失败，然至死尚不知何以失败，这真是英雄的双重悲剧。而与此相对照的恰是刘邦的喜剧。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善于用人，注重罗织人心，废秦苛法，安定民众，司马迁说他“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62]。“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和“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这就道出了楚汉战争结局的主要原因。
“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实际上已开汉初国策之端倪，接着，司马迁写了陆贾提出的“以逆取而以顺守之”和贾谊说的“取与守不同术”的见解，写了惠帝、吕后时“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63]和文帝的种种节俭“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64]，等等。这些都说明司马迁是从秦的酷法役民到汉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一国策的变化，来总结汉初统治者是如何巩固统治和发展社会经济的。
汉武帝时是西汉的极盛时期，这在《史记》中有不少记载。但是，司马迁虽身处其世，却没有陶醉于对盛世的讴歌。他以一个冷静的、负责任的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盛世背后的社会问题。如他在《封禅书》里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封禅书》主要落笔在对汉武帝笃信神仙、受方士愚弄的揭露和讽刺上。跟这种笃信神仙上的奢靡相对应的，人事中的奢侈也在迅速发展：“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65]西汉的历史表明，司马迁所揭示的社会变化大致是不错的。
自西汉建立至太初年间约百年的史事，在《史记》的本纪、表、世家、列传中占半数以上，八书中亦是汉事居多，足见司马迁对本朝史的研究用力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