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是秦汉时期史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巍巍双峰。其流泽所布，历尽中国封建社会史学而未竭；其精华所在，直到今天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它们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史学名著。
除《史》、《汉》以外，秦汉时期的史学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成就。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吕氏春秋》和《淮南鸿烈》（《淮南子》）。[130]《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杂家”，认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这说明它们讨论的内容，表面看来驳杂，但其主旨却很明确，即“国体”和“王治”。它们都是大一统历史局面形成、发展中的精神产品。关于这两部书的性质，刘知幾早有评论，认为它们“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131]。在他看来，它们也是“史氏流别”之一。刘知幾的看法是对的，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则尤其如此。因为这两部书汇集了从而也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神话传说、旧史佚文、前人遗语，以及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珍贵资料。在这里，历史知识不是以系统表述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社会运用的形式出现或历史思想的形式出现。这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先秦、秦汉的史学在这方面都各有成就。史家称说吕不韦主持著《吕氏春秋》“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132]；而刘安向汉武帝“献所作《内篇》[133]新出，上爱秘之”[134]，“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135]等，皆不无道理。
——《楚汉春秋》9篇，西汉初陆贾撰。班彪《太史公书》“后篇”略论说：“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这是当时记述楚、汉间史事唯一的一部著作，是那时的当代史。司马迁《史记》述楚、汉间事“专据此书”，唯个别史事略有不同。[136]故原书虽佚，尚可从《史记》中见其梗概。陆贾思想，已如前述。其所著《新语》12篇也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史论和政论，在推动汉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制定基本国策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贾谊、晁错所撰史论，“皆有益军国，足贻劝戒”[137]，是以历史知识和历史见解运用于政治决策的佳作，已如上述。
——《盐铁论》60篇，后人合为10卷。西汉宣帝时人桓宽撰。本书以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的“盐铁会议”为内容，记述了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各郡国应诏之贤良文学士就盐铁、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所进行的激烈辩论。全书以双方论难的形式写成，行文流畅、优美，历来被认为是优美的文学作品。然通观其辩难之所及，不独为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民族诸政策，更包含了广泛的历史内容，时代涉及上古、周秦，人物论到商鞅、晁错等，且认识多抵牾，评价颇殊异。因此，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部历史评论著作。桓宽，《汉书》无传，其事迹略见于《汉书》卷六十六赞语。班固说他撰此书，“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138]。这两句话对《盐铁论》的思想和形式做了很好的概括。
——《别录》和《七略》。西汉成帝时，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受诏校理皇家所藏经传、诸子、诗赋等书，任宏、尹咸、李柱国分校兵书、数术、方技。每校理一书完毕，刘向都“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向死，哀帝复命向子歆继其事。刘歆乃将其父所录别集成编，号为《别录》。他又在此基础上“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139]《别录》和《七略》的产生，是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大事，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基础。《别录》多已散佚，从今存的遗篇中，还可以窥见刘向校书的方法和治学风貌。《七略》作为古代第一部完备的学术史著作，经班固“删其要”编为《汉书·艺文志》，而存其大体，流传至今。
——《风俗通义》31卷[140]，今存10卷[141]，东汉末年应劭撰。其自序称：“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为政之要，辩正风俗，其最上也”[142]，今存10卷为皇霸、正失、愆礼、过誉、十反、声音、穷通、祀典、怪神、山泽10目，以记述历代风俗礼仪为中心，上至考察古代历史，下至评论时人流品，旁及音乐、地理、怪异传闻等。卷各有序，卷内列目，又颇多按语，考其由来，论其是非，阐发作者主旨，即论正风俗，以明义理，起“移风易俗”——厚民风而正国俗的作用。这是应劭的卓识。范晔称其书“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话虽不错，似未明其深意。应劭生活于汉灵帝、献帝年间，官至泰山太守，还著有《汉官礼仪故事》、《中汉辑序》等书，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143]其《风俗通义》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内容丰富的风俗史专书，在史学上有重要的价值。
秦汉时期史学的成就，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所著录的，还有《奏事》20篇（原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汉著记》190卷（颜师古注：“若今之起居注。”），《汉大年纪》5篇等。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的，还有《吴越春秋》12卷，赵晔撰，书今存10卷[144]；有《汉灵、献二帝纪》3卷（原注：“汉侍中刘芳撰，残缺。梁有6卷”）；有《汉皇德纪》30卷（原注：“汉有道征士侯瑾撰。起光武，至冲帝”）等。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考证，两汉时还有秦人所撰《秦记》流传；清人钱大昕撰《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撰《补后汉书艺文志》等，对秦汉史著颇有罗列，虽嫌烦琐，且未尽合理，但钩稽排比之功不可没。对于这些，不一一列举。
综上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在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有通史，有皇朝史，有学术史，有风俗史，有历史评论，有起居注，等等。此外，王符（约85—162）所著《潜夫论·志氏姓》篇和应劭所著《风俗通义·姓氏》篇[145]，开姓氏之学的先河。更重要的是，桓谭（约公元前20—56）、王充（27—约97）、王符、仲长统（180—220）等唯物思想家相继而出，他们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的抨击，在秦汉时期历史思想的发展上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所有这些，表明了中国古代史学在大约440年的大一统历史形势下，已经摆脱了先秦时代开始兴起时的幼稚面貌，变得雍容雅步了。
[1] 参见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一书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
[2] 《毛诗正义·小雅·北山》，《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3页。
[3] 《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
[4] 《荀子·非十二子》，王先谦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7页。
[5] 有的研究者忽略这一点，而在“王者孰谓”上反复辩诘，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忽略“大一统”思想的价值，似为未妥。参见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4页。
[6]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7～220页。
[7]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0页。
[8] 《吕氏春秋·不二》，许维遹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8页。
[9] 《吕氏春秋·执一》，许维遹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9页。
[10] 《淮南子·原道训》，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11] 以上均见《淮南子·要略》，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0、711页。
[12] 关于董仲舒的生卒年，说法不一。一说，其约生于公元前198年，约卒于公元前106年。
[1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73页。
[14]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15]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玉杯》，苏舆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页。
[16]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七十《顺命》，苏舆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3页。
[17]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四十一《为人者天》，苏舆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9页。
[18] 《汉书·淮南王安传》：“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按：《内篇》即《内书》21篇，亦即后人所称《淮南鸿烈》。
[19] 参见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第四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周桂钿：《董学探微》第十三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20] 以上均见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5～373页。
[21]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52页。
[22]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52页。
[23] 《新语·术事》，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7页。
[24] 《新语·无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页。
[25] 《新语·无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7页。
[26] 《新语·辅政》，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页。
[27] 贾谊著有《新书》56篇，“新编诸子集成”录有今人的点校本。晁错撰述，后辑为《晁错》31篇；亦作《朝氏新书》3卷，唐初已不存（分别见《汉书·艺文志》法家类、《隋书·经籍志三》法家类），今仅存《举贤良对策》等8篇佚文，散见于《汉书》的《晁错传》、《食货志》、《荆燕吴传》。
[28] 贾谊：《新书·时变》，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8页。
[29] 贾谊：《新书·过秦论》，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页。
[30] 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37页。
[31] 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44～2245页。
[32] 贾谊：《新书·时变》，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7页。
[33] 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5页。
[34] 班固：《汉书》第四十九《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96页。
[35] 班固：《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83页。
[36]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59页。
[37] 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5页。
[38]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95页。
[39] 班固：《汉书》卷四十九《袁盎晁错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03页。
[4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3页。
[41]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5～4236页。
[42] 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问题，历史学界有多种说法，迄无定论，作者姑取此说。
[4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0～3971页。
[4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8页。
[45]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3页。
[46] 参见程金造：《史记名称解》，《史记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40页。
[4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99页。
[48]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001页。
[49]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7页。
[5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3、3984页。
[51]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三《礼书》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69页。
[52]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后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亦从此说。
[5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99页。
[5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99页。
[5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99页。
[5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99页。
[5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3、3998页。
[58] 参见《史记》各篇后论（即“太史公曰”），司马迁往往于“余读”某书、“余观”某书中，道出其所参考的种种文献。
[59]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20页。
[60]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45页。
[61]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24页。
[62]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90页。
[63] 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15页。
[64]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41～542页。
[65]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06页。
[66]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6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63页。
[68]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5页。
[69]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76～1677页。
[70]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364页。
[71]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83页。
[72]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91页。
[73] 司马迁：《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64页。
[74]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楚元王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03页。
[7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504页。
[76] 司马迁：《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16页。
[7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84页。
[78]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03页。
[79]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后论：“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司马迁认为那是久远的古代了。
[80] 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18页。
[81]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及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41、3981页。
[82]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29页。
[83] 司马迁：《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15页。
[84] 司马迁：《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序：“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今从《自序》。
[85] 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44页。
[86]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90页。
[87]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38页。
[88]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30～1731页。
[89] 《周易正义·系辞下》，《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页。
[90]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8～2519页。
[91] 如《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后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卷二十六《历书》序：“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但这不是《史记》思想的主流。
[92]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5页。
[9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4页。
[94] 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44页。
[9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99页。
[96]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3页。
[97] 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18页。
[98] 《后汉书·班彪传》、《史通·古今正史》作“后传”，据《班彪传》所载班彪“略论”，当作“后篇”；《古今正史》谓65篇，不知所据，不取。以下同引《后汉书·班彪传》者，不另注。
[99] 班固：《汉书》卷一百上《叙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05页。以下同引《汉书·叙传上》者，不另注。
[100] 参见《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出版说明”。
[101]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84～2785页。
[102]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页。
[103]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传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6页。
[104] 班固：《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61页。
[105]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又与史余村》，《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14页。
[106]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71页。
[107] 参见范晔：《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138页。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3页。
[108] 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页。
[109]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59页。
[110]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5页。
[111]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6页。
[112]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60页。
[113]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2738页。
[114] 参见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15] 参见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卷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116] 参见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卷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3～336页。
[117] 参见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卷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7页。
[118] 三国时，吴太子太傅张温撰《三史略》29卷，至唐初仍行于世。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杂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1页。
[119] 荀悦：《汉纪》卷一《高祖皇帝纪》，《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120] 荀悦：《汉纪》卷三十《孝平皇帝纪》，《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7页。
[121] 荀悦：《汉纪》卷一《高祖皇帝纪》，《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122] 荀悦：《汉纪》卷二十五《孝成皇帝纪二》，《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37页。
[123] 荀悦：《汉纪》卷二十八《孝哀皇帝纪上》，《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92页。
[124] 荀悦：《汉纪》卷十六《孝昭皇帝纪》，《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9页。
[125] 荀悦：《汉纪》卷二《高祖皇帝纪二》，《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页。
[126] 荀悦：《汉纪》卷八《孝文皇帝纪下》，《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9页。
[127] 荀悦：《汉纪》卷六《高后纪》，《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6页。
[128]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129]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
[130]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亲政以后、秦统一六国之前，从时间上划分，应属于先秦时期著作。但从其内容和思想来看，则反映了统一趋势中秦国所处地位的政治需要，又与《淮南鸿烈》为同类之书，故置此简论之，《淮南鸿烈》面世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
[131]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132]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0页。
[133] 《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21篇，《淮南外》33篇。此所谓《内篇》，即今《淮南鸿烈》21卷。
[134] 班固：《汉书》卷四十四《淮南王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1页。
[135]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13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六《杂说上》，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38页。
[137] 刘知幾：《史通》卷十七《杂说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69页。
[138] 班固：《汉书》卷六十六《公孙贺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03页。
[139] 参见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序及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1、1967页。
[140] 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杂家类，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06页。
[141] 今存10卷，以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本为善，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42] 应劭：《风俗通义序》，《风俗通义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页。
[143]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奉传》及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14、1622页。
[144]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主要活动约在东汉初建武年间，所撰《吴越春秋》，记春秋末年吴越两国争霸事，原为12卷，今存10卷。今有多种点校、译注本。
[145] 已佚，有辑文，参见应劭：《风俗通义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