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典》一书中，杜佑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是他对社会结构的新认识。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以前的史家，是当时人们对社会历史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峰。杜佑的这个认识，集中反映在他写的《通典》自序中：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在“刑又次之”之下，杜佑自注说“大刑用甲兵”，表明了“兵”与“刑”的关系。[74]杜佑的这篇序文，用大笔清晰地勾画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理道”的逻辑思路和实施的具体步骤是：从重视“教化”出发而达到“致治”的目的，应首先以“食货”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选举制度、职官制度、礼乐制度、兵刑措施。礼、乐、兵、刑是职官的几个重要职能，州郡、边防是这些职能在地域上的具体实施。根据这个认识，杜佑把作为“将施有政”的《通典》，从内容编次上规定了其逻辑体系，即首先论述经济制度，然后依次论述选举、职官、礼、乐制度，以及用兵之道和刑罚设施，最后论述地方政权的建置和边防的重要。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食货是经济基础；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是讲上层建筑。其中礼、乐的核心是阐述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既是上层建筑，又是意识形态，是“教化”的主要内容，与兵、刑相辅而行，此即所谓“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据此，大致可以认为：《通典》的内容和编次，是把封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依次论述到了。
还应当指出的是，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然后分别论述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在根本上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他的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理论根据来自《易》、《尚书·洪范》、《管子》和孔子的有关言论。这些言论前人也曾征引过，杜佑的高明之处是把它们汇集起来作为首先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据，这是他继承前人而又超出前人的地方。杜佑以“食货为之首”的撰述思想，自然受到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的影响，是历代史家之历史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它又是现实历史的必然产物，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反映。自“安史之乱”后，整顿经济和改善财政是人们关注的大事。在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等朝的八九十年间，探索经济问题的学者相继于世。比杜佑略早或大体跟杜佑同时的有刘晏、杨炎、陆贽、齐抗，比杜佑稍晚的有韩愈、李翱、白居易、杨于陵、李珏等。[75]其间，一些经济改革活动的进行和经济思想的提出，都是当时现实历史的产物。“以食货为之首”所包含的丰富思想，正是一个卓越的史学家在历史著作中回答了现实所提出的问题。《食货典》共12卷，依次叙述土地制度、乡村基层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以及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和价格关系。杜佑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这种逻辑认识，在他以前的史家中并不多见。
《通典·食货典》以下各门所叙内容，也反映出杜佑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在他看来，其余的八门中，职官是最重要的。所谓“行教化在乎设职官”，就是着重强调这一点。“选举”是为了保证职官的素质，“礼乐”是职官的教化职能，“兵刑”是职官的暴力职能，此即所谓“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这里，显然有三个层次，一是选举、职官，二是礼、乐、兵、刑，三是州郡、边防，而职官居于核心地位。这清楚地表明了杜佑对封建国家政权结构及其职能的认识。这种逻辑认识，在他以前的史家中也是没有先例的。
总之，杜佑对封建社会结构的认识，不论其自觉程度如何，是体现了他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之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的。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出前人的成就，从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经过将近一千年的发展已臻于完备，史学家有可能进行系统地总结。此外，前人的思想资料、时代要求的启迪、他本人的学识和器局，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过杜佑把“礼乐”作为教化的基本内容，这反映了门阀时代的特点，也反映了他本人在历史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