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直书”之认识与实践的深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隋唐五代时期史学在发展中的新转折、新成就，从不同的方面激发了史家自觉意识的成长，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史家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一方面是对古老的史官职守的继承与扬弃，另一方面也是对意识形态之主流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念做出史学的解释。这种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在唐代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关于“直书”认识与实践的深化，关于对修史制度的反省，关于史家信念、良史标准与价值观念，关于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现依次论述如下。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唐代史学也是如此。尽管“曲笔”在唐代史学上投下了重重阴影，但终究掩盖不住“直书”的光辉。对于唐代许多正直的史家来说，“直书”恰是他们的天职和本分，因而对他们有更大的魅力。因此，在唐代史学中，史家直书，不绝若线。而这种直书的传统和精神，因人因事而异，显示出种种特点。
——“书法无隐”、“直书其事”的撰述原则。
“直书”是唐初最高统治者提出的治史原则之一。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提出的修史原则要求是：“务加详核，博采旧文，义在不刊，书法无隐。”[223]这“书法无隐”指的就是“直书”。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224]“皆须备载”的要求，也包含着“直书”的思想。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在浏览史官所撰高祖、今上实录时，见史官所记“玄武门之变”一事，“语多微文”，似有所隐，因而又对房玄龄说：“朕之所为……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225]这里说的“直书其事”，把“直书”的原则和要求提得十分明确了。对此，我们尽管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评论，但是，由于唐初最高统治者倡导“书法无隐”、“直书其事”的“直书”原则，这就为其后历朝一些史官坚持直书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保证。
——“善恶不直，非史也”的治史标准。
“直书”也是一条治史标准。唐太宗曾问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者也？”褚遂良认真地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226]史官杜正伦还对唐太宗这样说过：“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227]褚遂良的“守官”与杜正伦的“愚直”，说的都是要尽到史官的职责和本分，表明了他们敢于直书的思想。这与唐初统治者提出的“书法无隐”、“直书其事”的治史原则极为吻合，相得益彰。正谏大夫、兼修国史朱敬则曾上《请择史官表》，指出：“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世），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228]反映了他渴求良史、提倡“直书”的愿望。另一史官刘允济认为：“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229]刘允济是把一个史官能够“善恶必书”即“直书”，作为终生的重大使命来看待的。这比“守官”、“愚直”的思想，似乎又进了一步。至于语涉班、陈，传闻而已。
这种“善恶必书”的思想，在唐代后期又有所发展。唐文宗时，谏议大夫、兼起居舍人魏謩提出了“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230]的见解。这显然是一个治史的标准，也是衡量史书价值的标准。它已经不是停留在忠心“守官”、竭尽“愚直”的水平上了，而是为了要“取信后代”，对历史负责任，从而把“直书”的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
——“无污青史”的严肃态度。
“直书”又是史家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的表现。刘知幾说过，一个正派的人，应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231]。这完全代表他的为人行事。武则天、唐中宗时，刘知幾担任史职，“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他自认是“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为此，他感到愤慨，认为不屑与这些人合作，玷污青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232]。这样，他就给封建史家树立了一个洁身自好、“无污青史”的榜样。
——“不取人情”的正直精神。
“直书”还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神的反映。唐代史家中是不乏其人的，吴兢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武则天晚年，张易之、张昌宗欲作乱，遂赂使张说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谋反”。张说始而应允，继而反悔，终以贬谪岭表。唐玄宗时，吴兢参与修《则天实录》，直书其事。时值张说为相，屡次请求吴兢“删削数字”。吴兢始终明确地回答张说：“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由于吴兢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在权贵面前也无所阿容，因而当时人们称赞他说：“昔者董狐之良史，即今是焉。”[233]这种敢作敢当、刚直不阿的精神，是一个史家坚持直书的重要条件。
——叙事“切直”的质朴文风。
“直书”还反映了史家在文风上的特点：质朴与切直。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幾、吴兢等都具有此种风格。其他如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234]，也都具有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
综上，在唐代史学中，是始终保持着“直书”的优良传统的。这是唐代史学极其宝贵的遗产之一。为什么许多史家能够秉笔直书？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这是开明的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唐太宗要求“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皆须备载”，这不独是提倡史官直书，也是鼓励人们大胆发表意见；他要求对“玄武门之变”“直书其事”，目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安社稷”、“利万人”。说到底，这是政治上的需要。
同时，这也是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史学史上，“直书”是有长久的历史渊源的。刘勰《文心雕龙》说得好：“辞宗丘明，直归南董。”[235]春秋时期齐国南氏、晋国董狐，是“直书”的开山；其后，历代史家追随、模仿，蔚为风气，成了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褚遂良决心“守官”；杜正伦要尽“愚直”；刘允济视物如浮云，以直书为天职；刘知幾“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236]而著《史通》；以及吴兢之刚直不阿，不取人情，魏謩之讲求信史，取信后人，等等，都是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当然，这种“直书”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刘知幾认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237]在他看来，“直道”最终还是要服从于“名教”的。这正是当时史家无法越过的一道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