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金、元三朝，中国多民族史学的传统，有了新的发展。兹综述如下。
（一）辽、金史学与中原文化
辽、金两朝都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即契丹字和女真字，它们也仿唐、宋制度建立了国史院等修史机构。辽朝史家萧韩家奴以契丹字翻译唐人马总《通历》、吴兢《贞观政要》、宋人欧阳修《五代史记》，修撰本朝实录、起居注，有突出的成就。耶律俨撰有《皇朝实录》70卷和国史《辽志》。辽圣宗读《唐书》，尤留意高祖、太宗、玄宗三本纪，大臣马得良“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12]。《辽史·列女传》记耶律氏，小字常哥，是太师耶律适鲁之妹。常哥“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她写了一篇政论文，辽道宗读后“称善”。
金朝在翻译汉文经史方面成绩更为突出，除五经、诸子，还有《贞观政要》、《史记》、《汉书》、《新唐书》等。金朝科举考试，始从五经、三史内命题，后来扩大为从五经、十七史、诸子内命题。金熙宗读《贞观政要》，认为：“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13]金世宗读《资治通鉴》，说它“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14]。金朝重视实录的编撰，又经两代史家的不断努力撰成《辽史》。金朝史学还有一些私人撰述是很重要的，元好问的《壬辰杂编》、《中州集》和刘祁的《归潜志》，是影响最大的。蔡珪的《金石遗文》及《跋尾》、《南北史志》也是当时的知名之作，可惜已经失传了。
（二）《蒙古秘史》及有关史著
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一再证明：多民族历史的演进，反映在史学上是史学之民族内容的不断丰富。元朝统治者固然重视本民族的历史与元朝政治统治的历史，同时也重视宋、辽、金三朝的历史，显示出了政治上的博大胸怀和对多民族历史的新认识。这里，先从《蒙古秘史》说起。
《蒙古秘史》12卷，含正集10卷，续集2卷，共282节。原文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蒙文名称是《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或作《脱卜察颜》、《脱必赤颜》）。明初有汉文译本行世，题为《元朝秘史》，后收入《永乐大典》。此后蒙古文原本遂佚，作者佚名。通常认为，据此书书末所记“既聚大会，于子年之七月……书毕矣”来看，它当撰成于窝阔台（斡歌歹）十二年（1240年，一说为1228年或1264年成书），作者当是成吉思汗、窝阔台同时代人。
《蒙古秘史》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比较全面地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发展、社会生活、军事征服活动和文化面貌的历史著作。它记事起于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代远祖，迄于窝阔台十二年，前后约500年中事，而尤详于成吉思汗事迹。全书内容次第大致是：卷一主要记蒙古族起源和成吉思汗家族世系及蒙古族的社会情况，卷二至卷十一主要记成吉思汗的活动、功业，卷十二记窝阔台事迹。《蒙古秘史》全面反映了十三世纪以前蒙古族的历史进程及与此相关的北方民族关系的变化。它通过写成吉思汗家族的繁衍，写出了蒙古族的发展、强大，也写出了蒙古族社会的婚姻关系、财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及军事、政治制度的建立。一直写到了成吉思汗建立和完善军事、政治制度（卷九、卷十），以及他同窝阔台的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还有窝阔台对自己的“益四事焉，作四过焉”的总结（卷十一、卷十二）。
《蒙古秘史》在表述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写战争见长：卷七记成吉思汗与乃蛮部塔阳罕之战，卷十记征秃马惕之役，写出了双方的士气、军容和战事结束的场面，也写出了战役中的用智、设谋而制胜的曲折过程。二是记事与诗歌的结合：卷二记成吉思汗兄弟们幼时与其母诃额仑夫人相依为命、度过艰难岁月的母子深情，就是用诗歌来表达的；而更多的诗歌是用以写人的谈话和人们之间的对话。
《蒙古秘史》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清人钱大昕指出：“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又说：“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欤？”[15]它是后人关于蒙古史研究和撰述的必据之书。
《圣武亲征录》和《元朝名臣事略》，是元朝建立后史家关于本朝史的有代表性的两部撰述。《圣武亲征录》1卷，不著撰人，记成吉思汗、窝阔台统治时期史事。所记简略，但首尾完具，文字古朴，有时也写出了征战的军容和战役的细节，是记载元初历史的重要文献。其书久以抄本传世，讹误甚多，经清人钱大昕、张穆、何秋涛分别校正，渐为世所重，现王国维校注本为最佳。《元朝名臣事略》（初名《名臣事略》或《国朝名臣事略》）15卷，苏天爵（1294—1352年）撰。书首有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欧阳玄序和至顺二年（1331年）王理序，或可表明它撰成的时间。此书收录自元初至延祐（1314—1320年）间自太师诸王以下文武大臣共47人入传，依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为序编次。所据为诸家墓志、行状、家传，间亦取自可信之书。全书叙致井然，体例划一。各传之前有撰者所写的提要，交代传主的名讳、郡望、任官、卒年及享寿多寡。它在体例上参考了朱熹的《名臣言行录》而始末较详，参考了王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而不尽录全篇，有所取舍，大致反映出元初期、中期名臣的面貌，后人认为它“不失为信史”[16]。元人所撰蒙古征战及元初史事，还有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刘郁的《西使记》、刘敏中的《平宋录》等。元朝设有翰林国史院，撰修各朝实录，附有事目和诰制录，还有文字翻译上的繁难，工程很大。这些实录，都已不存。
（三）元修宋、辽、金三朝史
元代官修史书，除实录、政书外，撰修宋、辽、金三朝正史是一项巨大工程，其价值也在前者之上。元世祖即位之初，翰林学士承旨王鄂已提出撰修辽、金二史的建议，认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世祖“甚重其言，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17]元灭南宋后，又不断有撰辽、金、宋三史的措施，皆“未见成绩”[18]。主要原因是“义例”难定，即三朝的正统地位不知怎样处置为妥。直至元代后期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右丞相脱脱等再次提出撰修三朝正史的建议，元顺帝下达撰修三史的诏书，史臣们制订了《三史凡例》，这项工程才真正着手进行。《三史凡例》全文只有135个字，但它解决了几十年讨论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关于“帝纪”，它规定：“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这是明确承认宋、辽、金三个皇朝皆各为“正统”。关于“列传”，它特别强调“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它规定撰修原则是：“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于是，辽、金、宋三史陆续问世。
《辽史》、《金史》始撰于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次年三月、十一月先后成书。《辽史》包含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国语解1卷，共116卷。《金史》包含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共135卷。它们都是体例完整的纪传体史书，分别写出了中国历史上以契丹族贵族为主和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皇朝、金皇朝之历史的全过程，总结了这两个皇朝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举措及其兴废盛衰之故，以及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辽史》、《金史》的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史内容，二是以大量的事实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在这一时期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在历代正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修成奏进。它包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496卷，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浩繁。《宋史》本纪于两宋之际，颇致意总结其兴亡之故，《徽宗纪》后论详细分析了徽宗“失国之由”。而于南宋灭亡，《宋史》本纪却也写出了悲壮的一幕：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作最后抵抗，陆秀夫负主“投海中”，杨太后之“抚膺大恸”。最后写道：“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
《辽史》、《金史》、《宋史》的表和志，都各有特色，它们表明了三朝史家的积累，也表明元朝史家在历史撰述上对于表、志的重视。
元代史学在地理书和私人行记方面的撰述也是有成就的。《元一统志》，先是700余卷，后增至1300卷，是元代最重要的官修地理书。所叙包括山川形势、地质地理、建置沿革、历史人物及有关史事，也反映出了元代辽阔的疆域和统一的政治局面。惜此书已佚。徐明善的《安南行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后两部书是这方面的杰作，对研究亚洲文明史以至世界文明史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