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1644—1840年）的史学，非常突出地显示了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发展到总结与嬗变的阶段。
（一）历史批判精神和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清代前期的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明代中叶开始出现的封建社会内部的新的微弱的变化，明清皇朝的更迭，清前期的文化政策，以及古代史学的3000年的积累，这些原因造成了清代前期史学具有总结和嬗变的特点。嬗变，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的批判精神的发展；总结，则不仅表现在历史思想、史学理论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历史文献方面。有清一代的官修史书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在清初的史学家中，黄宗羲（1610—1695年）的历史批判精神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他的《明夷待访录》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为核心，阐明了作者对于历史的批判性见解和进步的历史观。作者阐述了“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到“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根本性变化，指出了封建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实质。作者指出封建专制政治把本应“为万民”的为臣之道变成了“为一姓”，君臣本应是师友关系却变成了主人同仆妾关系；指出封建社会的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指出“天子之子不皆贤”，因而君主世袭制是不合理的；等等。这些批判，一般还限于以“三代”同后世相比而论其是非，没有能够从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必然性来揭示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其激烈的程度和包含的理性成分，毕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前人所没有达到过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有鲜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论和政论。顾炎武论其书说：“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25]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对清代学术和清初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著的《明儒学案》及其始撰的而由后人完成的《宋元学案》二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在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是关于学术史的总结性成果，与之相媲美的，是王夫之（1619—1692年）所著《读通鉴论》、《宋论》，提出了历史评论的总结性成果。《读通鉴论》30卷，是作者阅读《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系统的历史评论，约900条。所论，起秦朝，迄五代，而所涉及者，则上自三代、下至明朝。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精于辨析的兴亡论、重视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本书历史价值的几个主要方面。王夫之以“理”和“势”来说明历史的进步，认为“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26]。这个思想，贯穿于全书。王夫之的《宋论》15卷，详评宋代政治得失，是《读通鉴论》的姊妹篇。两书是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
顾炎武（1613—1682年）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重视读书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力倡“致用”之学。他一生有很多撰述：《日知录》是史学上的名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是纂辑的一部地理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这书的姊妹篇是《肇域志》；《历代宅京记》汇集历代都城史实，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都城历史资料专书；《亭林文集》出于后人编辑，反映了作者对专制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治学的主张。顾炎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指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反之，则“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27]他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感四国之多虑，耻经生之寡术”，是他的上述主张的实践，反映了他的深切的历史使命感。《亭林文集》中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都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理性色彩和朴素的民主主义精神。
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是清初有很大影响的史家，他们的著作始终受到后人的重视。比他们稍晚的唐甄（1630—1704年）、顾祖禹（1631—1692年），分别撰有《潜书》和《读史方舆纪要》，亦各为历史批判和经世致用方面的力作，都是具有总结性的撰述。
（二）历史考证的辉煌成果
王鸣盛（1722—1797年）的《十七史商榷》、赵翼（1727—1814年）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1728—1804年）的《廿二史考异》、崔述（1740—1816年）的《考信录》，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们都活跃于乾隆、嘉庆时期，是“乾嘉学派”中历史考证的几个中坚人物。他们治史的宗旨，可以用钱大昕说的一段话来概括：“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28]
王、赵、钱三人的历史考证，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的方法和特点。《十七史商榷》100卷，所考证的史事上自《史记》，下至《五代史》，因其包含《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故实为十九史之所记。王鸣盛自序其考史内容和方法是“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取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踳驳”；所谓“商榷”，是“商度而扬榷”。这里包含史书文字方面的考订和史书所记典制、事迹方面的诠解与审核。王鸣盛还认为：“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纪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他说“议论褒贬”的对象，是史家所记的典制、事迹即客观的历史内容，而对于史家如何记录历史，他的议论褒贬是很多的。
赵翼的考史方法则是另一种风格。《廿二史札记》36卷，补遗1卷，所考包含全部“二十四史”，因当时尚未把《旧唐书》、《旧五代史》正式列为正史，故称“二十二史”。赵翼在这书的“小引”中阐明他的考证方法是：“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他说的“抵牾”，主要是从史书所记内容着眼的。这跟王鸣盛已有所不同。而他们之间还有更大的不同，就是赵翼对历史评论有极大的兴趣，他说：“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这恰是王鸣盛所说的“虚文”。清人李慈铭评论说：“此书贯穿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其书以议论为主”，“盖不以考核见长”。近人陈垣论及此书说：“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29]于考史中十分重视历史评论，这是赵翼考史方法的特点。他所提出的论题，对后人多有启发，有不少为后人所采用。
钱大昕是“乾嘉学派”中更具有代表性的考史学家。他的考史原则已如上述，所著《廿二史考异》100卷，所考自《史记》至《元史》，不含《旧五代史》与《明史》，故谓之“廿二史”。其自序说：“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伫劣，敢云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从这里可以看出，钱大昕考史重在文字、义例、舆地、职官，跟王、赵都有不同。阮元说钱大昕的学术有“九难”，即“人所难能”之处，其中包括正史、杂史、天算、地志，六书音韵，金石等。又说：“合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30]钱大昕考史，博而能精，尤于正史表、志的考证，为王、赵所不及。他推崇顾炎武的书“有关于世道风俗，非仅以该洽见长”，推崇赵翼的书是“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说明他也是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的。
崔述是对先秦古史作系统考证的第一人。他的考史方法，是宗经而疑传注、诸子、杂说等。对于先秦古史的解释，其程序是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考信录》的基本要义是：“《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31]崔述的这个思想，可以上溯到《文心雕龙·史传》说的“追述远代，代远多伪”，“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甚至还可以上溯到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也”[32]。崔述的考史方法及其理论认识，已具有理性主义成分。
当王、赵、钱、崔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总结性成果时，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总结性成果。
（三）章学诚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所谓“乾嘉史学”，不独以“考据”见长，在理论上也有重大建树。章学诚（1738—1801年）所著《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部名作，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它的最高阶段。
《文史通义》内篇6卷、外篇3卷，是评论文史的著作，而以评论史学为主。这是章学诚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此书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其中，论“六经皆史”，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论“史德”与“心术”，论“史意”与“别识心裁”等，是涉及史学之全局性的几个理论问题。
关于“六经皆史”，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33]他认为，《诗》、《书》、《礼》、《乐》、《春秋》之为史，人们比较容易理解，故着重论证《易》也不例外。他认为，在天人关系中，《易》反映了“天道”，即古人“一本天理之自然”；而古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盖出政教典章之先”。而《易》的性质在于：“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宪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他对《易》的产生及其性质作了唯物的说明。章学诚的结论是：“悬象设教与治宪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才成其为社会。这就是说，古人对于“天理之自然”的认识和政教典章的设立，都反映了先民的历史。视经书为史，司马迁、刘知幾已有此认识，但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章学诚是超过前人的。
章学诚把史书分为两大系列，一是撰述，二是记注，而圆神、方智分别是撰述和记注的特点，此即所谓“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34]。他发挥《易·系辞上》中的思想阐述这个认识说：“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35]他还举《史记》、《汉书》为例，具体说明他的这些认识，并进而以此来概括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他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论。
章学诚论“史德”与“心术”，是对刘知幾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论的继承和发展。他明确提出“史德”的重要，并用史家当慎于心术来解释“史德”，是一个创见。他认为，史家倘能自觉地认识到并在撰述上“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那也“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36]了。章学诚的这个认识，包含了史家主观应符合历史客观的理性光芒，涉及史学的主、客体关系问题。
章学诚提出了“史法”和“史意”两个理论范畴，认为这是刘知幾跟他不同的地方[37]。他进而以此来总结前代史家，并指出《文史通义》的撰述宗旨：“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38]《文史通义》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还有关于通史的理论[39]，关于“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40]，关于历史著作表述的艺术性问题[41]，关于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42]。它的《原道》3篇，是阐述历史哲学的名篇。这些都贯穿了他的“别识心裁”、自得之见。《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著作，《宗刘》以下各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章学诚是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最后一位杰出的古代史家。在他之后，有阮元（1764—1849年）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有龚自珍（1792—1841年）的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的史论和政论。他们是站在近代历史门槛上的两位史家。
（四）清代官修史书的成就
有清一代，在官修史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修《明史》定稿，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乾隆年间，陆续撰成《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和《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即续“三通”和清“三通”。清代历朝都撰有实录，主要包括清太祖至清德宗十一朝实录，加上入关前所修《满洲实录》和清亡后所修《宣统政纪》，合计4433卷，统称《清实录》。还有国史、方略、会典等，也是重要的官修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