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初以前的修史机构
中国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相对说来，修史机构的出现，要晚一些，而专门的修史机构的出现就要更晚一些。据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考察，曹魏以前，历代并无稳定的修史机构。他在讲到东汉的兰台和东观时这样写道：
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著作，竟无他称。[9]
兰台和东观，都是皇家藏书处所，并非是明确的修史处所，只是为就近利用藏书的方便，所以兰台和东观才先后成了东汉时期的“著述之所”。
魏、晋时期，开始明确了职掌修史的机构。《晋书·职官志》简要地记载了这一情况：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徵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魏明帝时，中书省是职掌修史的机构，至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年），改由秘书省职掌修史事务。这就是说，公元三世纪初，中国有了负责修史的机构，而公元292年，确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尽管中书省和秘书省都不是专门的修史机构[10]，但修史工作在封建王朝的组织系统中毕竟有了比较稳定的归属。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一件大事。
东晋、南朝以及北魏、北齐，均沿袭这一制度。于沿袭中也有变化和发展。南朝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这是一个变化。著作郎除有专职者外，也可有兼职者：“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11]这是又一个变化。南朝齐、梁、陈又设置修史学士（亦作撰史学士），这是第三个变化。北齐有时把属于秘书省管辖的著作省（或作著作局）称为“史阁”或“史馆”，这是“史阁”、“史馆”名称最早的由来。北齐著名文人邢子才作诗赠史家魏收，有“冬夜直史馆”[12]句可证。这是第四个变化。上述情况，至隋及唐初没有大的变化。杜佑对于唐初以前的修史机构和其演变作了这样的概括：“自后汉以后，至于有隋，中间唯魏明太和中，史职隶中书，其余悉多隶秘书。大唐武德初，因隋旧制，史官属秘书省著作局。”[13]
秘书省属下的著作郎“专掌史任”，顾名思义，其重在著作，在撰述。中国古代的修史机构，主要指此而言。至于记录或记注的史职即起居之官的归属是：
今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记其言、事，盖今起居之本。（原注：“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则汉《起居注》似在宫中，为女史之任。又王莽时，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傍，记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职。自魏至晋，起居注则著作掌之。其后起居，皆近侍之臣录记也，录其言行与其勋伐，历代有其职而无其官。后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宴宾客训答。后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领之。北齐有起居省。后周有外史，掌书王言及动作之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职。又有著作二人，掌缀国录，则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有叙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职，以纳言统之。至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内，乃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员，次内史舍人下。大唐贞观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于门下，置起居郎二人。[14]
这一段叙述，把唐初以前起居之职的由来、演进及其所属部门，讲得清清楚楚。据此可知：第一，起居之职跟春秋时期史官之“君举必书”的职责有历史上的渊源，两汉时期，这种起居之职很可能只限于宫中，以女官担任。第二，自魏至晋，起居之职由著作担任，其后也有以近侍之臣担任的，始终是“有其职而无其官”。第三，历史上最早设起居之官的是北魏，最早设职掌起居机构即起居省的是北齐。第四，隋及唐初，起居之官或属内史省，或属门下省。而起居之官的名称也屡变：在北魏，称起居令史、修起居注；在隋，称起居舍人；在唐初，称起居郎。唐初以前的修史机构及其属官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