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内部结构
中国古代史书不仅有丰富的外部表现形式，这就是史书的体裁；而且也十分讲究其内部结构及表述上的要求，这就是史书的体例。《史通》和《文史通义》包含了许多论述体例的篇目，而论述体例的专篇及包含在历史著作中关于体例的说明，则不胜枚举。体例名目之多，远在体裁之上。但其中也有主次、轻重之分，而有的是关系到史书全局的体例，如断限、标目、编次，这都涉及史书内部结构的全面安排。此外，如记时、记地、记人，载言、载文、征引，议论、注释等，都是重要体例。刘知幾指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18]这至少从两个方面表明了史书体例的重要，一是整序的作用，二是取舍的标准。中国古代史学表明，一部史书，只有具备了恰当的体裁和严谨的体例，才能从容地反映出所记史事和人物的面貌。
讲求体例，这是中国史学的古老传统。《春秋》就很注意体例。《春秋》记事虽简，但每记一事，差不多都要记这事是在某年、某月、某日。这就是体例。《春秋》记鲁君死曰“薨”，大夫及别国国君死曰“卒”；记本国人杀国君曰“弑”，别国人杀君曰“戕”，本国人之贱者杀国君曰“杀”；攻人之国，其国有罪曰“伐”，无罪曰“侵”，偷偷地进行曰“袭”等。这些也都是体例，这些体例被称为“书法”。《春秋》书法，有何者书、何者不书之例，这可以说是关于全书结构的体例；其他大量的例，多是关于文字表述方面的。
《史记》、《汉书》合多种体裁为一书，形成了它们的特殊的体裁，也体现了它们的最重要的体例。在全书中把各种体裁配合起来，这就是一个体例的问题。《史记》在首卷《五帝本纪》后论中说明关于本篇在资料取舍上的做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体例。此后各篇，司马迁多有关于立意取材的说法。此外，司马迁还有辨谬说、存异闻、分传合传、一事互见等例。《汉书》略仿《史记》成例，而十志尤重视说明资料的来源及其取舍之故。其《艺文志》依据刘向、歆父子的遗轨，部勒群书，其体例为后来讲目录校雠之学者所取法。
自东汉末年以后，史家对体例的重视，又有所发展。荀悦著《汉纪》，其自序称：“约集旧书（《汉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其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德异行，法式之典，凡在《汉书》者，本末体殊，大略粗举。其纪传，所遗阙者差少。而求志，势有所不能尽繁重之语。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删略其文。”这是荀悦撰《汉纪》仿《左传》体例，简化《汉书》，按年叙事，在体例上的一个总纲。袁宏仿《汉纪》著《后汉纪》，作者着重写人物，并连类而举，是对编年体史书在体例上的发展。范晔自称所著《后汉书》，“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19]。范晔当有“纪传例”的专篇，这可能是他的创举。刘知幾著《史通》，立《序例》专篇。篇中称道晋代史家干宝、邓粲、孙盛等在史书体例上的贡献，说“史例中兴，于斯为盛”。又指出南朝梁沈约《宋书》的志序、萧子显《齐书》的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这是对唐初以前史家重例作了总结。
南宋郑樵、清代章学诚都是善言体例的史家。郑樵《通志·总序》论纪传体通史的体例，颇有见解。而《通志》一书，章学诚说它是“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称之为“创条发例，钜制鸿编”[20]。这说的不只是《通志》的体裁，也包括了《通志》的体例。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外篇三卷，几乎全是关于体例的议论。他的《书教》、《史学例议》、《史篇别录例议》、《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也都是关于体例问题的精彩篇章。章学诚对纪传体和地方志的改革，有不少创见。清乾嘉以后，体例受到更为普遍的重视。近人陈垣撰《元典章校补释例》、《史讳举例》，都是精通和善用体例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