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穷、变、通、久的思想传统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古今变化的观念。按照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则这一观念较早而又较全的阐述，出于《周易·系辞下》：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尽管这里讲到了“天”，讲到了取法“乾”、“坤”二卦，有些神秘色彩，但这里主要在讲历史，讲历史上的古今变化法则，即穷、变、通、久的道理。这段话在历史观念的发展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明确地指出：第一，由于时代的递进，要求人们改变旧的文物制度，使人民不因拘守旧制而感到倦怠；第二，这种变化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人民便于适应；第三，《易经》所总结的就是这个道理，事物发展到极致的限度，就要变化，变化才能通达，通达才能继续进步，保持长久。这几点含义，可以说是“通古今之变”思想的渊源。
所谓穷、变、通、久的思想传统，“变”和“通”是其核心。《周易·系辞上》对其反复解释，“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变”、“通”，都是在运动中进行或实现的。它反复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85]，“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86]。这就是《易经》的“以动者尚其变”的精神。它又进而解释“变通”和“通变”的含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通变之谓事”[87]。总起来说，“变通”、“通变”是跟天时、人事相关联。而“变通”也正是包含有因时而变的意思，即“变通者，趣时者也”[88]。这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89]的意思是一致的。
《易传》讲穷、变、通、久，讲变通、通变、变化的思想，十分丰富，对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对上述历史观念的继承和发展。“通古今之变”既是司马迁的撰述宗旨之一，也是他的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
首先，司马迁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贯通古今的完整的认识。这个认识，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中，可以略见大概。而从后者四通表序中，则可清楚地看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及其阶段划分的把握。这就是：
——《三代世表》。五帝、三代是两个时代。但因历史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于是“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90]。
——《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讫孔子”，历史特点是“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91]。
——《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讫秦二世（前207年），“凡二百七十年”，其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92]。
——《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中经“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前206年），至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后九月止，首尾八年。司马迁写道：“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93]又写道：“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94]这四通表不仅在时间上前后相衔，贯穿古今，段落分明，而且它们的序文都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了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之整体性与阶段性的卓越认识。我们今天所说的传说时代与夏、商、周，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秦汉之际，大致就是上述四表所反映的历史脉络。
其次，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贯穿着历史变化与社会进步的观点。“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不只是在于“通古今”，还包含着在“通古今”的基础上阐明历史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史记·太史公自序》关于“八书”序目指出：“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又说“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考察自古以来乐的兴废。太公望、孙武子、吴起、王子成甫等对古兵书《司马法》“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等等。这都着眼于古今之变。在司马迁的历史观念中，历史是变动的，也是在变动中不断进步的。他在《六国年表》序中这样肯定了秦朝的历史进步性，写道：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司马迁在许多地方揭露和批评秦的苛法役民，但他从总的历史进程考察，还是明确地肯定秦朝的“世异变，成功大”及其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并公开批评一些“学者”的迂腐和浅薄，显示出他的卓见和胆识。司马迁论汉朝兴起的历史进步性，也是从变化观点着眼的，他说：“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95]他称赞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96]。这些观念，非常清晰地反映出他对于《易传》穷、变、通、久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穷、变、通、久思想传统经过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这一历史哲学命题的阐发，就更加突出了它在历史观念之发展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