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历史变化是循环的，倒退的，还是进化的？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以历史循环论和朴素的进化观尤其具有代表性。
历史循环论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提出来的。阴阳家接过了西周末年、春秋时期出现的阴阳五行说的形式，灌注了唯心主义的神秘内容，把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四时、五行说，蜕变为唯心主义的五德终始说。阴阳家的著作大多佚失，《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战国晚期这一学派的有关论著目录，而《吕氏春秋·应同》则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五德终始说的内容，可以引为例证[98]。其文曰：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按照这个理论，每一个朝代的兴起，上天都将发出预告，而受命的帝王将按这一预告来判断与这一朝代的“德”，即土、木、金、火、水五德中的相应位置。而五德循环，终而复始，一个一个的朝代就这样兴亡更迭。
五德终始说不仅迎合各诸侯的政治需要，而且在秦皇朝统一后受到特别的推重。史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100]这可以看作是五德终始说自战国中期以来所获得的最“辉煌”的地位。秦始皇为了证明自己是符合水德，乃尚黑，不惜使整个朝堂上黑压压一片。
五德终始说在历史观念的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司马迁对五德终始说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还是受到了历史循环论思想的影响。他在讲到夏、殷、周三代主忠、主敬、主文的三统说时，写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101]尽管他批评“秦政不改”，称道汉代“承敝易变”，意在提倡历史中的“变”，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变”是有极大的局限的，是“终而复始”的“变”。当然，这在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体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谐音。五德终始说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的说法，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东汉的谶纬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而班固撰《汉书》，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唐据火德，而汉绍之”、“汉绍尧运，以建帝业”[102]，则显然是接受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其后，随着正闰论、正统论的兴起，它们也都可以溯源至五德终始说。
在中国史学上，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是中国史学之观念形态的优良传统之一。在“变”的观念上，它同循环论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在“变”的性质和“变”的方向上，则不同于历史循环论，而是认为社会历史在变化中前进，在变化中发展。《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易·杂卦传》：“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较早的朴素进化观点。韩非子提出上古、中古、近古之说，提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103]之说，是很明显的朴素进化思想。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则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再者，《春秋》公羊三世说的形成，把历史视为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演进过程，也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朴素进化观点，且与近代的进化论有比较重要的历史联系。
唐代以下的史家，在发展朴素进化观方面，有越来越突出的成就。这主要反映在三个问题上。第一，是关于人心风俗。史家吴兢记贞观初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治国方略，魏徵力主施行教化，指出，“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人反对魏徵的主张，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魏徵运用历史知识来反驳他们，指出，黄帝、颛顼、商汤、武王、成王在教化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封德彝等人无以为对，但仍不同意推行教化政策。唯有唐太宗坚定地采纳魏徵意见，并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他总结这一段历史，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劲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104]唐太宗为一代明君，魏徵是唐初撰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主持者之一，并撰写了《隋书》史论和《梁书》、《陈书》、《北齐书》三书的总论，吴兢是与刘知幾同时的著名史家：故上面所记的论争和实践，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发展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夫之说：“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伟哉其为通论已。”[105]第二，是关于“中华”与“夷狄”。史学家杜佑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106]，“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107]。杜佑从地理环境上分析了“中华”进步的原因和“夷狄”未能进步的原因，表现出他在民族问题上的进步思想和朴素进化观。第三，是关于“封建”。柳宗元著《封建论》，从“生人之初”，阐述到“天下会于一”，描绘出了一幅社会历史不断进化的图景。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朴素的历史进化观。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把朴素进化观推向更高的阶段，即以历史进化的观点解释历代的政治统治，尤其是历代的政治制度。他继承柳宗元对“封建”的认识，认为：“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108]王夫之盛赞唐朝不封宗室的政策，认为：“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天子之保全支庶而无猜无戕，亦未有如唐者也。……故唐宗室之英，相者、将者、牧方州守望郡者，臻臻并起，而耻以纨绔自居，亦无有梦天吠日、觊大宝而干甸师之辟者。”[109]王夫之对历代制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就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110]这就是“一代之治，各因其时”[111]。
朴素进化观在理论上没有发展到更加缜密的阶段，但它作为一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在中国史学上有古老的传统和广泛的影响。同时，它也是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之接受近代进化论的一个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