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初人讨论兴亡之后，三国以下，论者蜂起。这一方面是由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皇朝更迭频繁，另一方面是由于“风行万里”的隋皇朝的骤兴骤亡，从而使这个问题的讨论始终具有突出的现实性。三国魏人曹冏的《六代论》，论夏、殷、周、秦、汉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曹魏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出：“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根深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代之业也。”[135]作为魏的宗室，曹冏已预感到曹爽、齐王芳将面临“疾风卒至”、“天下有变”的局面。西晋陆机的《辨亡论》两篇，写出了三国孙吴兴亡的历史。作者作为吴国的遗民和名将陆逊的后人，对吴国之亡深致惋惜之情，但他也指出了：“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136]这里说的“合其参”、“舍其参”，是指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对于政治兴亡的关系。东晋史家干宝的《晋纪·总论》严肃地剖析了西晋灭亡的原因，认为它“创基立本”不广不深，固是其重要原因，而朝风、政风、世风的“**僻”，人们“耻尚失所”，则是其败亡的直接原因。他指出：“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137]这里着重讲了社会风气跟政治得失的关系。
这三篇讨论兴亡的文章，文辞都很好，因而被萧统辑入《文选》，有很大的社会影响。隋唐时期，也有许多讨论政治兴亡的名篇。北宋李昉等所编《文苑英华》，内中有三卷为“兴亡”论，所收作品都是隋唐人的撰述。它们是：隋卢思道的《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李德林的《天命论》；唐朱敬则的《魏武帝论》、《晋高祖论》、《宋武帝论》、《北齐高祖论》、《北齐文襄论》、《北齐文宣论》、《梁武帝论》、《陈武帝论》、《陈后主论》、《隋高祖论》、《隋炀帝论》，权德舆的《两汉辨亡论》，罗衮的《秦论》上下二首[138]。同书所收卢照邻的《三国论》、李德裕的《鼎国论》（亦作《三国论》）、《宋齐论》[139]，也都是以讨论兴亡为主旨的。朱敬则在武则天时曾兼修国史，“尝采魏晋已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140]。《十代兴亡论》原为10卷，今存11篇，可能是它的一部分遗文，从中仍可看出这位史论家的深刻的历史见解。唐代论兴亡的专书，还有虞世南所著《帝王略论》[141]5卷、吴兢《贞观政要》10卷。虞书序称：“暨乎三代，则主有昏明，世有治乱，兴亡之运，可得而言。其明者可为轨范，昏者足为鉴戒。以其狂瞽，请试论之。”本书是讨论三代至隋的兴亡治乱之故。吴书序称：“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本书以四十个专题记述唐太宗时的政治活动和君臣论政的见解，实际上是总结了唐初所以兴盛的原因。唐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之论兴亡：一是专讲人事，不再空谈“天命”；二是对现实和历史前途显示出来相当的自信，很少回过头去陶醉于对三代、两汉的追寻。
这个时期关于兴亡的讨论，有许多精彩的论点，还包含在一些有成就的皇朝史撰述和专史撰述中。“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这是《隋书》史论对于隋朝历史经验教训的最重要的概括。唐继隋而起，隋何以亡，唐何以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犹如西汉初年陆贾受刘邦之命作《新语》一样，成为《隋书》史论极为重视的中心问题。
《隋书》史论的作者注意从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认为隋朝“衰怠”、“乱亡”的原因，“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142]，而着重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种种政治原因，指出：
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143]
这一段评论，把隋炀帝统治时期骄横残暴的政治揭示得极为深刻。联系到隋炀帝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无日、巡幸不止等等做法，这个评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中有些见解，如说隋炀帝“**荒无度，法令滋章”，“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等，是接触到了隋朝灭亡的某些根本问题了。
《隋书》史论为了深入地阐明隋亡的教训，还进一步把文帝、炀帝时期的政治作了比较，指出：
《隋书》史论除了以隋朝自身的历史作比较外，还进而把隋朝的历史与秦朝的历史作了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146]《隋书》史论的著者在此明确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样，都是被“群盗”所推翻。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此外，《隋书》史论还从经济上探讨了隋朝灭亡的原因，指出：“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活国安人之大经也。”这可以说是《隋书》史论撰者的根本的经济原则。其具体主张是：“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那时人民就要起来造反。质而言之，就是对百姓的“使”与“敛”要有一个限度。不超过这个限度，就可以“活国安人”，超过这个限度，就要“怨”、“叛”丛生。
《隋书》史论分析了隋朝末年由于劳役、兵役过重，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致出现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的悲惨局面。加之“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终于弄得全国各地“盗贼充斥”，故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于是《隋书》史论总结出这样的历史经验：“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147]这些议论，从历史观点来看，则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皇朝的兴盛与衰亡有直接的关系。
史家论晋、隋之亡，在种种兴亡论中，是有典型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