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法无隐”的古老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无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这是从孔子称董狐是“古之良史”，称赵盾为“古之良大夫”[41]而有明确记载的。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评价“良史”的标准：“书法无隐。”书法，是史官记事的礼法；无隐，是不加隐讳。“书法无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就是执政的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以致为此而蒙受恶名。可见，这个礼法是久有传统的了。当然，从孔子称赞董狐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来看，说明史学上也存在着破坏这个礼法的现象。齐国大夫崔杼杀死“书法无隐”的齐太史兄弟[42]，就是破坏这个礼法的实例。这件事情说明，史官真正要做到“书法无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准备以身相殉。尽管如此，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着这个礼法，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
这都是中国古代史学兴起时期的事情，但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南朝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丘明，直归南董。”[43]意谓史家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北周史家柳虬在一篇上疏中写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44]他们说的“直”、“直笔”，都是直接从“书法无隐”概括而来。唐朝史家吴兢撰写实录，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面对权贵也无所阿容，时人称赞他说：“昔者董狐之良史，即今是焉。”[45]
从“书法无隐”到“直笔”，不只是提法的变化，而且还包含着人们在认识上的发展。“书法无隐”，这是从被动的方面提出来的；“直笔”而书，这是从主动方面提出来的。这里就反映出来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书法无隐”，在孔子的时候是出于对个别史家的称赞而提出来的；在南北朝的时候人们谈论“直笔”，是把它作为一种史学传统或史家作风来看待的。这反映出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上的发展，是同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同史学领域内两种作史态度的对立、斗争的发展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