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序事”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而文字表述上的造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刘知幾以前，人们评论《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多已提出不少这方面的见解。而刘知幾《史通·叙事》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这是从理论上明确了“叙事”对于撰写史书的重要，也是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审美的一个标准。宋人吴缜在史学批评上强调以“事实”为基础，但也提出史书“必资文采以行之”[78]，这是直接讲到了史书的文采问题。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对于如何发挥“文字之佳胜”的问题，更有精辟的分析。
综观古代史家、史学批评家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思想、实践，史书的文字表述之美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真实之美。这是指史家的文字表述反映出来历史之真实的本质之美。离开了历史的真实，史学的审美就失去了根本，也失去了任何意义。班固评论《史记》，把“其文直，其事核”放在首要位置，是很有见解的。“文直”、“事核”是对史家尽力反映历史真实的具体要求，它们的结合，乃是史家走向历史撰述真实之美的必经之途。
质朴之美。用刘知幾的话来说，这是史书之文字表述对于社会的语言文字“体质素美”、“本质”之美的反映。他举例说：“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79]他赞成将“方言世语”如“童竖之谣”、“时俗之谚”、“城者之讴”、“舆人之诵”等写入史书，不赞成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文风。在刘知幾看来。这种语言的“体质素美”，于官方、民间，虽有不同，但史家都应表述出它们的“本质”。
简洁之美。刘知幾极力提倡史文“尚简”，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为此，史家撰述应从“省句”、“省字”做起[80]。当然，从审美的观点看，史文亦非愈简愈美。顾炎武讲了这个道理，他的《日知录》有《修辞》、《文章繁简》两篇，提出“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论点，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的看法。
含蓄之美。这是隐喻、寄寓、含义深沉之美，刘知幾称之为“用晦”。“用晦”的第一个要求，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是跟史文的简洁相关联的。“用晦”的第二个要求，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81]。这是含蓄之美的较高层次。
中国古代史书在文字表述上的生动之美，多为论者所关注。所谓传记文学、战争文学，大都与史书相关，与史书的文字表述相关。关于它们的审美价值，有不少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