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哲学史上看，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产生，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形态转向分析形态，从近代形态转向现代形态。从总体上看，现代历史哲学注意的中心已不是历史本体论问题，而是历史认识论问题。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哲学就是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其本质就是“反思历史思维”，从而确定历史学努力的界限和特有价值。克罗齐断言：历史哲学就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43]。研究重心的这一转移完全符合人类认识规律：认识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努力一旦持续下去，就会在某一时刻转变为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反思与批判。
因此，批判历史哲学的产生以及历史哲学研究重心的转换，即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绝不意味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相反，却表明它的成熟，它促使人们自觉地意识到认识能力的相对性，并在这种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更审慎、更清醒地去认识客观历史。历史本体论如果脱离了历史认识论，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和发展有赖于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和发展。但是，批判的历史哲学是在脱离历史本体论、否定客观历史存在的基础上考察历史认识的内容和结果的。在探讨历史认识论时，批判的历史哲学竟把其前提——客观历史一笔勾销了，结果是犯了一场“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的错误。
在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引人瞩目。按照克罗齐的观点，人们都是从当代出发，并依据当代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认识历史的，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有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关系。
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都是对历史认识特殊性反思的产物。如前所述，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因而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接触认识客体。认识对象的这种特殊性造成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并使历史认识论的研究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困难。马克思的“从后思索”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对这一特殊困难的不同解答，二者都属于现代哲学的观念。但是，马克思的“从后思索”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观念又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认为，历史虽已过去，但它并没有化为无，而是以萎缩、浓缩、发展的形式被包含在现实社会中，“从后思索”就是从现实社会中“透视”以往的客观历史；克罗齐则认为，历史研究仅仅是活着的人，而且是为了其活着的人的利益去重建死者的生活，不存在“客观历史”。
其次，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器”和“显示尺度”，“从后思索”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实践的“格”以及由实践的“格”升华的思维的“格”；克罗齐则认为，过去历史同当代生活的“对流”只是以史学家或哲学家的主观精神为媒介。
最后，马克思认为，“从后思索”是通过由结果到原因的反归来把握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克罗齐则认为，在打上了“当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寻找“普遍史”，永远不会成功，社会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
克罗齐看到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并提出了建构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但它却无力科学地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确认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认为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既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反映”或“摹写”过程，也不存在一个纯粹“自我意识”建构的过程，人们认识历史是以实践为中介的。马克思“从后思索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把认识活动归结于实践活动，把现实社会看作是过去历史的延伸和拓展，把实践看作是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尺度”和“显示尺度”，从而以实践为出发点去探讨过去的历史以及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和规律。这就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深刻地体现着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内在统一，它以“超前的意识”预示了20世纪历史哲学“合流”的趋势——在“复活”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深化历史认识论的研究。
从形式上看，“从后思索”是从结果向原因的回溯，从现实向历史的“透视”，仿佛是面向过去，但它的目的和意义却在相反的方面，即面向未来。这是因为，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既“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又包含着“预示着未来的先兆”之点，从而用“未来”引导社会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44]因而，从现实社会出发去考察过去历史，“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45]正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中介，马克思“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同时发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6]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双重功能，即说明历史和预见未来。
在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波普尔的“历史不可预见”的观点同样引人瞩目。在波普尔看来，历史进程受到人类知识进步的强烈影响，而知识增长本身无规律可言，因而在历史领域，预见是不可能的；历史决定论必然要作预言，然而预言本身就参与并影响着历史进程，以其自身对历史的作用取消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波普尔不理解历史并非只是知识的运行，而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总体运动；不理解现实既是过去的延伸和拓展，又是未来的起点，它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过去，又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包含着未来。因此，对现实的正确理解不仅能合理地说明过去，而且能够科学地预见未来。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波普尔之所以不理解说明过去与预见未来的关系，是因为他混淆了预报与预见。预报是对某一事物在确定时空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而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的判断。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社会科学只能预见不能预报。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复杂性使得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其参加者不可能被预报，但人们可以预见发展趋势。这种预见正是以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为前提的。实际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正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中介，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现了“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从而对未来发展做出了科学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