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施坦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
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同时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基本上始终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上，而是通过运用已排除神秘性的辩证法，在法国和更为激烈地在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发展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黑格尔辩证法的“残余”，甚至陷入“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陷阱”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作了“纯粹思辨的预测”。[20]
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伯恩施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十分简练、明确、摆脱一切同特殊现象、特殊形式的关系的句子表述了他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般特征，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说得这样简洁。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主要思想在这里一点也不缺少”。和任何科学一样，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有“纯粹科学”、“纯粹理论”与“应用科学”、“应用理论”之分，历史唯物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科学”或“纯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贯串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是它的特殊的历史理论，这一理论被命名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21]
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伯恩施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决定论。“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根据唯物主义理论，物质的运动是作为机械过程而以必然性实现的。任何过程发生时，都不会没有它的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后果，任何现象都不会没有它的物质原因。因此，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思想和意志趋向以及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也是物质上必然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22]这表明，伯恩施坦在哲学上是以抽象的物质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
考茨基在其名著《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历史观称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因为这种历史观是从他们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他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里产生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应用到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这里，考茨基提出了三个概念，即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研读《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内涵相同的概念，二者都是指马克思的历史观，而唯物主义世界观则是指马克思的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一种十分确定的哲学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并没有始终是一个通过经验、通过对事实的单纯观察而得来的孤立假设，而是与一个巨大的世界观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了，它是与这个世界观同命运、共存亡的。”[23]这是其一。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又是同辩证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考茨基不仅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于这种方法论论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是嵌在他们的方法之中的。”问题在于，考茨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也是“许多别的哲学”使用的方法，所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与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它可以与任何一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合得拢，或者至少与它不发生合不拢的矛盾”。“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和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24]。这表明，考茨基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没有真正理解理论与方法的关系。实际上，不存在不包含方法的纯粹的理论，也不存在脱离了理论的纯粹的方法。唯物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方法，辩证法本身也是一种理论。
与考茨基不同，梅林反对用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自成体系”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用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等“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纯属“多余之举”。同时，也不需要用自然科学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包含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其使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这种理论的权利以它自身为基础，不需要与自然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一如它本身并无任何自然科学方面的要求。”[25]梅林的观点显然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一方面认为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拯救了辩证法，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在自然观上仍然是机械唯物主义者。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部爆裂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观上是机械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则是辩证唯物主义。
在苏联（俄国）马克思主义中，普列汉诺夫可谓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人。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都具有双重含义。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普列汉诺夫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26]“‘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27]这是其一。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列汉诺夫认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应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28]。不管是哪一种含义，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都不乏精彩、深刻之处，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已经意识到了实践的观点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29]。
就“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言，普列汉诺夫一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由于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二是认为只要是从“物质”出发去理解人类历史的学说，都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运动决定论都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霍尔巴赫曾说过，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时在一整个世纪为在人的强有力的头脑中戏耍的原子的运动所决定。这也是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30]普列汉诺夫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批判相当精彩，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唯物主义的区别也有相当认识，但是，他把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运动决定论也作为唯物史观实属误读。这表明，普列汉诺夫没有真正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物”为何物，没有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列宁的著作中，除个别情况外，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唯物主义[31]、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即都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留下的痕迹最深、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32]在《卡尔·马克思》中，列宁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33]
这里，从哲学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是：“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34]所以，“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列宁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前提”、两个“重要部分”，其中，“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35]。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哲学唯物主义”或“一般唯物主义”是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运用”性质的历史观。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作为理论基础的“哲学唯物主义”是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还是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研读列宁的著作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唯物主义”是指列宁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即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按列宁的观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发展起来的。在这过程中，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改造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改正”了费尔巴哈的认识论的“错误”，从而把传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改造成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马克思“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即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推广”到人类社会，“应用”于历史研究，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就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两个领域“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同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36]
与列宁强调哲学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同，布哈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在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布哈林提出了两个事关历史唯物主义全局的重要观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二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包括为数不少的所谓‘一般世界观’的问题”。[37]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过多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特征，而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而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的观点又显然不同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的观点。所以，卢卡奇认为：“布哈林的理论宗旨不同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历史唯物主义伟大传统”[38]。在布哈林出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出版了一批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如丘缅涅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谢姆科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讲稿》、戈列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1925年）、拉祖莫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1924年）、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简明教程》（1928年）、麦德杰夫和希尔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要》（1931年）、沃尔松和加克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1931年）。从总体上看，这些教科书的确受到了布哈林观点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沿用了列宁的观点，并逐步形成了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斯大林严厉批判了布哈林的观点，并在总结和概括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基础上，把列宁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39]为了论证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等等。这就是说，在斯大林那里，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逻辑运行过程。
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从历史上看，不符合史实。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首先是在历史观上实现的，或者说，马克思是从历史观上开始唯物主义进程的，其标志就是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就是说，马克思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前，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因此，马克思不可能把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到历史领域。二是从逻辑上看，混淆了历史与自然的本质区别。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盲目的相互作用，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预期的目的，而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活动的人都具有自觉的意图，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预期的目的；自然之物是可感觉的存在，“社会的物”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存在，其中蕴含着社会关系的内涵。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社会关系，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出社会关系，亿万次计算机也算不出社会关系，“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40]这种社会关系。因此，从唯物主义自然观不可能“应用”和“推广”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爱尔维修早就“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41]，得到的却是唯心主义历史观。
社会生活的特殊性犹如横跨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活动翻板”。在马克思之前，即使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旦把视线从自然转向社会，从自然观走向历史观，毫无例外，都被这块活动翻板翻向了唯心主义深渊。马克思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分析和批判，发现了社会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发现了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发现了人的活动动机背后的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通过对商品的分析和资本批判，在物与物的关系的背后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发现了“实物”的社会关系内涵，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及其秘密所在，并由此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42]；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双重批判，发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3]这样，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消解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登山之路。然而，在斯大林那里，这一艰难的思想登山之路被简单化、片面化了。社会的真正主体被遮蔽了，作为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被淡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互换”及其关系不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
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批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开始其历史进程的。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历史唯物主义是其聚焦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卢卡奇提出“回到马克思”。哈贝马斯明确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并认为“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后果严重。自那时以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始终受着这种理论框架的禁锢。现在，斯大林确认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需要重建”。[44]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不存在自然辩证法，辩证法是“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历史本身就是辩证的，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从总体上认识人类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毋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认识历史的事件，并能掌握其真正性质的科学方法，然而，同资产阶级的历史的方法相比，它还提供给我们历史地因而是科学地观察现实的观点，从而使我们能透过历史表层，洞察到现实中控制着事件的深层的历史力量。”“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职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正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这一论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认识历史的方法，其职能就是通过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认识和把握历史事件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时，卢卡奇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纯粹的认识活动的工具，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以，“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承认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无疑等于自我毁灭”；“对无产阶级来说，仅仅满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价值，把它仅仅看作一个认识工具，这无疑也是自我毁灭”。“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职能首先并不在于纯粹科学的认识中，而是在于行动中。”[45]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的统一，而且是科学和价值观念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柯尔施的观点和卢卡奇相似，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从形成过程看，马克思把在黑格尔那里“潜在地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转换成为一个明显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社会观点的指导性原则”；从理论内容看，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这就把社会发展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了；从社会职能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解释社会，而且要改变社会。与以往的“抽象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46]。这就是说，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原则，而不是外在规定。对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实证化、学院化的思潮来说，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观点无疑是一支“解毒剂”。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2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5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3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 《列宁全集》第1卷，368、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3]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32—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6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9] 《伯恩施坦文选》，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0] 《伯恩施坦文选》，157、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1] 《伯恩施坦文选》，139、140页。
[22] 《伯恩施坦文选》，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3] [苏]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20、22、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24] [苏]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29、23、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25]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7、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510、3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2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2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28]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26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29]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6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3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495、811页。
[31] 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社会唯物主义，即“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4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2] 《列宁全集》第23卷，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3] 《列宁全集》第26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4] 《列宁全集》第26卷，57页。
[35] 《列宁全集》第18卷，341、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6] 《列宁全集》第18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7] [苏]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7页、序言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227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39] 《斯大林选集》下卷，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4] [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见袁贵仁、杨耕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下册，33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5]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240、24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46] [德]科尔施（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3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