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上的反思，是在中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和很多积累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两汉时期，司马迁和班固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时复杂、动**的政治形势和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出现了多途发展的局面，史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历史著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多了。到了唐初贞观年间，设馆修史又取得了重大成就，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以及《南史》《北史》，当朝实录、国史也在撰述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史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另一方面史学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训和问题。这种客观存在，激发了史学家的思考，加之现实的历史撰述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使史学家对于这种思考达到了必须做出总结和说明的程度。于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落在了曾经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担任史官的刘知幾身上。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来说，刘知幾是开中国史学反思之先河的史学家。
刘知幾对中国史学的反思，是中国史学上的第一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史通》这部书，对唐初以前的史学从历史编纂上做了全面的总结，涉及史学家历史撰述态度和历史撰述方法的许多问题，既概括了成功的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思路开阔、语言犀利是《史通》的鲜明的风格。
中国史学上的第二次反思出现于清代前期。其学术背景是，刘知幾之后史学经历了中晚唐、两宋、辽金、元明和清代前期的发展，成果积累和思想积累更加丰富，提出的问题更加深刻，又有《史通》作为反思的前驱，于是出现了章学诚对史学的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一部有系统、有深度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文史通义》讨论文史的理论问题，而以讨论史学的理论问题为主。这部著作继承了刘知幾的反思精神而又发展了这种精神，它主要是从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思想方面对以往史学做了总结，章学诚着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见解的认识，从而把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理论认识的层面。可以认为，《文史通义》一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中国史学上的第三次反思出现在清代末年，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清代后期，从1840年开始，中国备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了20世纪初，更是出现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与此同时，一方面，中国史学家们出于救亡图强的目的，加强了对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另一方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引进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作为改良政治的思想武器。这种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激发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审视和批判，于是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学革命”的要求。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梁启超所撰写的《新史学》为标志“史界革命”的“宣言”。《新史学》以历史进化理论为武器，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提出革除“君史”、撰写“民史”的主张，强调历史撰述不写出人群进化的过程及其公理公例，即不是好的史学家。以《新史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在20世纪前半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史学上的第四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它同第三次反思有很大程度的交叉，但它们在性质上却有明显的区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动剧烈，历史步伐也大大加快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皇朝统治的结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史学家们进一步开阔了视野，理论思考进一步加深，一部分史学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思考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李守常（大钊）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此书参考了当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阐述了历史学的性质、在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基础，被称为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发展道路的里程碑。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则是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其时代特征。于是，在经历了“**”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从“万马齐喑”的状态一下子活跃起来，几乎每一个学科或学术领域都在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说，思考的核心问题有两个重点：一是“四人帮”对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干扰和破坏，二是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在“**”前的17年中的经验、教训。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重点，前者是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清算，后者主要是关于学术上的正确与偏颇的检讨。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历史局面，是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起点的，因为此次大会唤起了人们的自尊、真诚、信念和热情。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次反思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看作学术群体的反思；第二，它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目标；第三，它要回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胡绳、黎澍等老一辈学者。这次反思的重大意义，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史学多元发展的形势下，继续居于史学的主流地位，并创造出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