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们也注意到您发表了很多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成果，比如，您收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作为附录的两篇文章《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论纲）》及《百年史学断想》，还有1999年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上的《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建设》、2000年发表在《历史教学》上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上、下），2002年发表在《南开大学学报》上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等。我们还注意到陈其泰先生等撰写的《二十世纪历史考证学》一书，就是您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中的一种。这部书已经引起了史学界的积极反映，这个研究系列也开始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您作为编纂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编纂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和好评。请问从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角度，您是怎样看待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整体面貌的？
答：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要着眼于史学与历史的关系。这就是说，20世纪的史学与20世纪的历史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写过一篇小文叫《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条件》，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始终认为，离开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无法来判断20世纪中国史学。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我们在讨论问题时不应忘记了这个普通的常识。当然，史学也有它自身发展的脉络，可是这个脉络归根到底还是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那么20世纪中国历史有什么特点呢？这是一个经历了许多重大转折的百年历史。我们从具体事件上讲，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时期的史学，大多直接或间接受到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一段朝气蓬勃的历史局面，但是后来出现了曲折，有反“右”运动、大跃进、“**”，中国历史走了很大的弯路，史学也走了很大的弯路。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历史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外史学的交流也活跃起来，史学出现了新的面貌。同时，由于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所以历史学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克服了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面下的史学的某些缺陷。总之，不能离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具体状况，去谈20世纪中国史学的面貌。也就是说，我们要把20世纪中国史学放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环境中去考察，去认识它的整体面貌及其细部。我想，这是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史学和社会的密切关系。这也应该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我是不赞成脱离历史环境去讨论史学问题的。
问：瞿先生，根据您的研究和认识，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
答：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不论成就也好，弯路也好，以至于缺点、错误也好，都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去考察。根据这样一个原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成就，是近代以来进化论的观点引进中国史学界，被用来指导研究历史；接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也被用来指导研究历史。这两种新的历史观在思想界、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有了一种新的观念。在这两种历史观当中，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使20世纪中国史学走向了科学的道路。这是我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基本的认识。
当然，在这一时期，有一些学者并没有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因为从中国的史学传统来说，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的延续和西方的历史实证研究相结合，产生了新历史考证学，取得了很大成绩。还有一些用进化论研究历史的学者，我们称之为新史学学派，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曾对20世纪中国史学有过简捷的概括：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最主要的成就是中国通史编纂的成就，最重要的经验是史学和社会的结合，最严重的教训是史学不能失去自己的独立品格。我现在仍然认为这四句话的概括是可以成立的。
问：在刚才您所讲的注重全局、从整体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础上，您认为应该如何梳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脉络、概括其趋势？
答：我们今天来回顾中国史学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的历程，怎么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是不是再考察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史学和社会的关系这个前提，在把握全局的前提下，考察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个基本趋势，我想从它和社会密切关系当中去探讨，也就是说社会怎么样影响到史学的变化、变革、进步，这是可以深入研究的。其次，是要从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检讨它在20世纪当中的趋势。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可以参考白寿彝先生对史学史研究概括的四个要点：历史理论、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这应该反映出史学自身的要求。在20世纪中，随着社会的变化，在前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下，史学有些什么重要变化，这是我们考察趋势的又一个方面。再次，还要同20世纪中国史学不断地跟外国史学发生联系，这比之于19世纪联系要多得多。因此这种趋势还要从中外史学的交流当中去考察。对外来的东西与我们自己的优秀遗产，我们应持什么态度？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什么经验、有些什么教训，它也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趋势。最后，还要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思潮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地位的变化。从这些重要因素的综合中来揭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在我看来，目前对于这个问题可能还没有一个广泛的共识。一个原因是研究得不够，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同行对这方面的研究重视不够，或者说兴趣不大，这就影响到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我们现在应当重视这个问题。只有认清了史学发展的趋势，我们才能给自己定位，才能够明确努力的目标，才能谈到今后发展的道路。大家都知道，巴勒克拉夫写过《当前史学主要趋势》，重视趋势，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我们现在恰恰对此研究得很少，我认为在这方面是要加强的。
问：瞿先生，从1924年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至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您怎样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我们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80多年的历史，一个界标就是李大钊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对中国史学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我想这实际上是在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究竟有什么价值，或者说，唯物史观对中国20世纪史学产生了什么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我也发表过文章，讲到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给中国学者提供了正确认识历史的理论武器，这就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讲人类社会怎样从野蛮进入文明，而在文明时期，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阶段性，每个阶段有什么特点，有什么规律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发展中不同的社会形态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这种历史观使我们对中国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从史学上看，对历史的认识，古代史家也提出过一些真知灼见，也探讨过国家是怎样形成的，但是有些问题他们是无法解释的。比如，人们在一个社会中处于不同的生产关系中，这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导致了人们的差别。这是过去人们不能够揭示的，更无法去解释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如何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给20世纪中国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帮助人们认识了历史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发展的。这个发展过程有些什么阶段，每个阶段有些什么特点，其间有何规律可循。这样，我们对社会历史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认识，或者说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更详细的说明，你们可以参考我在《唯物史观和中国史学发展》这篇文章中所讲到的几个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