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一】
北京通往通州的京通快速路上，快速而繁忙的来往车流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双桥出口附近，在绿树掩映中有一字名叫松堂的临终关怀医院。
上午9点，在医院庭院一角的绿荫下，一位70多岁的老人吃了几口饭就闹小脾气不吃了。站在身旁的护士边喂边哄：“张爸，再吃两口，咱就不吃了好不好？”老人乖乖地张开了嘴。院子的其他地方，还有许多老人坐着轮椅在看护人员的陪同下活动。
和这座永远向前奔跑的城市不同的是，这个院子里的人们早已甩开了快节奏的生活，安心地等待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正是这家不起眼的医院，已经为两万多位老人带去了诚挚的关怀和帮助，使他们在临终前依然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安详。
23年搬迁7次
在医院中式的三层小楼里，几乎每间病房都住满了老人。每间病房外都有一张提示单，记录着老人是否可以交谈，是否需要安静等信息。老人大多在安然入睡，或者静静地望着窗外人来人往。
这所创建于1987年的松堂医院，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
从最初的6张病床发展到如今能收治近200名病人，已经走过了23个春秋，住在松堂医院的人有95%是被各大医院定性为“生命末期”的人，平均年龄82岁，年龄最大的是109岁，最小的才刚刚出生。
不过，让院长李伟评价这23年走过的历程，他却说到松堂医院每一次搬家的情景。从1992年到2003年，11年间，他领着百多位病况危急的老人辗转于北京城的东、南、西、北，一共被迫搬家七次。
搬家，对于普通家庭和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麻烦又琐碎的事情；对于一个以临终病人为住院群体的医院来说，更是无法想象。一些病人家属提出一些建议，为什么不搬到城里、社区里面去呢，那里老人集中。
“搬到城里？谁不想呢？但现实是很多人不理解临终关怀是什么，我们只能远离人群。”
有一次，搬去一个社区，“社区的群众不让我们进入，谁也不想接收我们这些八宝山前一站的临终老人，居民们围堵我们的车，坚决不让这些躺在病**的老人们下车。起码有上百个群众围在医院门口。好些人围在一起，有一个小伙子特别激昂地在给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抵制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搬进去了就轰不走了，这是一家死人医院，要搬进我们社区里头，天天死人，我们这辈子也发不了财了，多晦气啊。’”
传统的羁绊
“死亡和濒死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晦气。”正是这样的观念令松堂医院的临终关怀之路走得格外艰辛。
而这也正是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写照，传统的观念让中国20多年的临终关怀事业进展缓慢。
“我们中国人总是在强调优生，又是胎教又是营养的，但却避讳死亡，从来就没有优死的观念。”年近花甲的院长李伟遗憾地告诉记者。
松堂医院副院长朱林回忆，曾经有一位刘姓老师离异后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半身不遂的母亲一起生活在大杂院里。除了上班、照顾儿子，更难的是侍候母亲。邻居们都知道他非常孝顺。
但半年之内，母亲还是被烫伤两次，全身发生了22处褥疮，屋里味道难闻不堪。居委会动员他将母亲送到松堂医院，刘老师从感情上接受不了：现在是母亲最需要他的时候，怎么能推给医院呢？最后虽然勉强答应送去试试，嘴里还一直解释：“我真是没办法才把母亲送到这儿。”两个月后，母亲身上的褥疮慢慢痊愈，精神也好起来。儿子想让她出院回家，她却执意不走了。
“养儿防老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如果哪家把老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不孝的大帽就来了。”
家属的疑惑
即便是将老人或者绝症患者送到临终关怀医院，很多病人家属也不能马上理解什么是临终关怀。
37岁的张大诺从2003年起就在松堂医院担任志愿者，每周他都会去医院两到四次，坐在床边和病人聊天，进行心理护理。对他来说，病人家属的不理解是他护理最大的干扰。
“在我关怀过的一百多个临终病人中，只有两三例是家属主动找上我的，其中一例还是再三观察了我与其他病人交流后才对我说：‘要不，你和我妈妈也聊一聊？’”
在临终病人治疗过程中，心理护理是最重要的环节。
心理护理，一方面是对患者，需要医护人员向患者解释病情、认识病情、进一步理解治疗是有意义的，以减轻患者的疑虑；另一方面，是对家属，对其进行死亡教育，先让家属正视死亡，再让其协助医生对病人进行心理辅导。
“但中国人忌讳谈死，甚至用各种替代说法代替‘死亡’的意思。跟病人及其家属谈死亡，是很难接受的，临终关怀也很难摆到桌面上来谈。”[1]
【情境二】周有光：106岁老人的生死观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张允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岁。半年后，2003年2月16日，三妹张兆和，沈从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岁。姊妹两人，先后去世，都是享年93岁。
93岁，是人生的一个难关吗？
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她的身体虽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却很旺盛，那么富有活力，如今走得这么突然，谁也没想到。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两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后来，我走出了这次打击和阴影，是因为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2003年4月2日的夜半，我写了篇文章《残酷的自然规律》，那时我年已98岁，明白了生死自有其规律。
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很多事就是这样，你往伤心处想，越想越伤心，我与允和结婚70年，婚前做朋友八年，一共78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书房里，一个桌子，两把椅子，两个人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大家都说我们是“两老无猜”，多好。现在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受得了？但是换一个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事物总有正反两面，同时存在。盛极必衰，否极泰来。道路崎岖，但前面一定有出路。我妈妈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孩子的天真，就是告诉我们，未来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凄凄苦苦呢？
允和火化那天，我听从了晚辈们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没有去送葬，我只是吩咐孩子们，天气太热，不要惊动高龄亲友，简单处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对张允和最好的纪念，是出版她的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我编辑好了她的书，又用两年的时间，终于感动了上帝，使两本书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对亲人的死如此，对自己的生命我也用这样的态度：一切顺应自然。85岁那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读报、写杂文为消遣。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道：“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过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被有人戏称为“四朝元老”。这一百多年，我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其中最大的风浪、也是最艰难的时候，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颠沛流离二十年。但不都过去了吗？我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健康不佳，生过肺结核，也患过忧郁症。结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们婚姻不到头，我活不过35岁。我不信，结果早就活过两个35了。可见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着就好。[2]
【情境三】
姜大妈57岁，初中文化程度，退休前是商店营业员。姜大妈患乙肝已经有两年，到处求医，看过西医和中医，吃过各种中西药，甚至还去求过菩萨，但都无济于事，病情始终未见好转。姜大妈开始怀疑自己已经转为肝癌，死亡的威胁日趋严重，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总是觉得死神在向自己招手。晚上也经常梦见两年前因病去世的老伴，造成情绪烦躁不安，经常怨天尤人，埋怨自己的命为什么这样不好，而且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近来她开始向菩萨乞求宽容，希望多给她一段时间，让她有幸看到29岁的儿子成婚。
【情境四】
患者陈某，男，80岁，诊断原发性高血压、多发性脑梗死。老人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病情，经常看报，找医护人员谈心。医护人员也时常巡回到他身边，询问病情，教他练气功等，用精神疗法与疾病抗争，使他一直保持乐观情绪，主动配合治疗。
【情境五】
董某，女，乳腺癌晚期，患者脾气暴躁，发怒，天天骂其爱人和孩子，甚至乱摔东西，不肯换药，拒绝服药，拒绝治疗等。对这类病人，医护人员应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既要安慰家属，又要对病人进行临终关怀，使病人安全顺利度过人生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