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至开元、天宝年间，进入了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鼎盛时期。和初唐相比，书法不仅表现在楷书和行草，包括隶书、篆书、章草在内的各种书体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隶书“四大家”韩择木、李潮、蔡有邻、史惟则等；篆书有李阳冰等；而“唐草三杰”——贺知章、张旭和怀素是这个时期草书的代表人物；行书上取得最大成就的有李邕、苏灵芝、吴通微等人。而这一时期书法成绩最为卓越，最能体现中唐风貌的首推颜真卿。
颜真卿《颜勤礼碑》《祭侄文稿》
图8-8 颜真卿《颜勤礼碑》
颜真卿（708—784），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为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颜真卿为琅玡颜氏后裔，为儒学世家，家学渊博，五世祖颜师古是北齐著名学者。颜真卿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唆使皇帝使真卿往劝谕，为李希烈所留，忠贞不屈，后为李希烈缢杀。他秉性正直，以义烈名于时，被后世众多书家誉为“字如其人”的代表人物。其楷书代表作品有《东方朔画赞碑》《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等；行书代表作品有著名的“三稿”——《祭伯父文稿》《祭侄文稿》《争座位稿》以及《刘中使帖》等。
《颜勤礼碑》，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护军颜君神道碑》，大历十四年（779）立，是颜真卿71岁时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撰文并书的神道碑。四面刻字，碑阳19行，碑阴20行，每行38字，碑侧有5行，行37字，计1667字。1992年10月在西安旧藩库堂后（今西安市社会路）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碑林。此碑是颜真卿60岁时所作，是颜真卿楷书个人风格成熟期的作品。此碑以篆书笔法作楷，点画横细竖粗，竖画尤为饱满。单字结构四角撑满，结构原理类似于汉代印章，从某些方面反应了大唐的鼎盛局面。
《祭侄文稿》又称《祭侄季明文稿》，墨迹本，行书，25行，334字。此帖是颜真卿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为在“安史之乱”中殉身的侄儿季明所写的一篇祭文。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安史之乱，颜真卿堂兄颜杲卿任常山郡太守，贼兵进逼，以至城破，颜杲卿与子颜季明罹难。鲁公悲愤之极，一气呵成这篇祭文，文中删改涂抹，正可见鲁公为文构思及情感的起伏，全篇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行书中足见作者悲感交集的心情。
图8-9 颜真卿《祭侄文稿》
谈到颜真卿书法，我们便不能不谈到人品与书法的关系问题。颜鲁公一门忠烈，颜真卿忠义节烈，舍生取义，他的书法如忠臣烈士，庙堂气十足。书法本身是极具象征性的，看到颜体楷书，自然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忠臣义士。后人评价说颜体楷书正像“关羽坐帐，正气逼人”。国人的视觉联想竟是如此丰富，居然把方块字和人物的形象联系起来。从颜真卿的书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温良谦恭、磊落巍峨、刚正不阿、忧国忧民的品质和修养。他的楷书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局面，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被后世众多书家誉为“字如其人”的代表人物。中国的艺术批评素以人品为第一，对忠、善等向来看的比较重。古人强调书品和人品的关系，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科学的道理。孙过庭有一段话：“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14]意思是说不同的人都学习一个人的字，而写出来的面目却大不相同，此既是人品的差异，也是书法与情性关系的体现。孙过庭还说：“质直者则径挺不遒，刚狠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15]这段话非常形象地论述了品行与字之间的关系。一个书法家的书艺风格怎样，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品格修养，颜真卿的书法作品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被后人推为上品，“书以人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化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养成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是人生修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而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的程度如何也就被视作一个人文化素质高下的体现。因此，我们说文化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形成，是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练就的。
扬雄尝言：“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16]扬雄的“心画说”没有说出是对书法而言的，但是它对后代书论的影响极大。中国书论注重书家个性品格与书风关系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扬雄的观点中说到了人们通过语言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书法和语言一样都是人们心灵的表现，由此可以窥见人的内心世界，思想的高低，品德的优劣，在“言”“书”中都被反映出来，扬雄也由此提出了“君子小人见矣”的结论。因此，要想在艺术上有所造诣，首先要提高艺术家自身的品德修养，这就涉及到了后代书法家所谓书品和人品的关系。所谓“书品”是从书法家的创作而言的，基本属于书法艺术本体的审美范畴，而人品则是指人们道德观念的表现问题，它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所共同追求和遵循的准则。古人论书法，从来都不会舍人品而论优劣。书法是传达作者的心意之作，是作者的内心情感在外界流露的载体，鉴赏者可以直接通过对书法作品的理解走入作者的内心。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审美经验的集中体验，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其独特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其抽象概括的艺术形象可以引起欣赏者对于人的人格世界的宽泛而有定向性的想象与联想，如笔画的苍健可以使人想到人的魄力气概；结体的端庄可以使人想到人的刚正不阿等等。换句话讲书法艺术归根到底是人创造的，是人的审美心理的再现。了解颜真卿书法，首先要了解其书法作品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品格与精神力量。
张旭《肚痛帖》
图8-10 张旭《肚痛帖》
张旭（675— ），字伯高，祖籍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史称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因性情奇异近似疯颠，世称“张颠”。其母陆氏，出身江南大族，是初唐名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其堂舅陆彦远秉承家学，尤精笔法，见称于时，有“小陆”之谓。其表兄弟陆景融也有“不失家声”之评。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常常喝得大醉，呼叫狂走，落笔成书，甚至以发蘸墨，纵情挥洒，与其后的怀素并称“颠张醉素”。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工诗文，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学士”。其存世作品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真伪多有聚讼）。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此《肚痛帖》仅30字，写来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从刻帖中可以看出，写此幅字时是蘸饱一笔一次写数字至墨竭为止，再蘸一笔完成的。
张旭书法初从陆彦远入手，后上溯陆柬之、虞世南，成为陆家家法的嫡传，其书学渊源，直溯智永、王羲之，实乃二王血脉中人。书法长于真、草，楷书简远精妙，上承虞世南、陆柬之而更加丰逸，下启徐浩、颜真卿等晚唐书家，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其草书以继承“二王”传统而自豪，字字有法，同时又效法张芝草书，最终形成了其变幻莫测、惊世骇俗的狂草，可谓“雄逸气象，是为天纵”，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并称“三绝”，为“狂草”的开山鼻祖。书法风格上，极具颠逸的豪迈气概，淋漓尽致地展露了其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使得其书法作品透出一派连绵蓬勃的景象，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其用笔如千钧之力腾空而下，连绵处仿佛黄河之水奔腾不息，笔画的粗细、轻重、缓急，章法上的奇逸跌宕，用墨的浓淡枯湿都展示了其狂草的极强的表现力。张旭的草书是化前人的连绵草而为自己独特的狂草，是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他将盛中唐的草书浪漫风气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是一位革故鼎新的书家，并影响了后来的怀素、高闲等书家。
张旭身处唐代中期，此时唐代自李渊武德七年一统天下以来，历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五代八十多年，可谓是“既除既治”“休养生息”，至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重振太宗遗风，使得中国封建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时代。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经济诸多因素使得书法审美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书法的崇尚由大王转向小王，洒脱奔逸、恢宏宽博的气势取代了晋人萧散飘逸、隽永清秀的典雅风格，而张旭并怀素以及颜真卿将这种风气推向了极致，成为了盛中唐浪漫写意书风的杰出代表。
怀素《食鱼帖》
怀素（725—785，—作737—799），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自幼剃度为僧，经禅之余，潜心艺事，长于草书。相传怀素尝广种芭蕉，以蕉叶为纸。由于住处触目都是蕉林，因此风趣地把住所称为“绿天庵”。他虽为佛门弟子，却生性狂放，好酒，每至其酒酣兴起，寺壁屏障、衣裳器具，无不书之其上，时人谓之“狂僧”。其传世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论书帖》《食鱼帖》等。
图8-11
怀素书法初学欧阳询，后师从金吾兵曹邬彤（邬彤是张旭的学生），他为了学有门户曾自零陵出游，历经衡阳、广州、潭州访寻名师，广交名士，李白、任华、戴叔伦等皆有歌行称颂之，据《一统志》记载，所见诗歌有三十七首之多。后持锡回乡，适逢名书家颜真卿客居洛阳，也曾趋谒拜访。当时的怀素，作为一名少年和尚，以书艺会友，饮酒畅谈，醉后兴会，随意抒写，饱墨淋漓，狂姿逸态，“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其狂放浪漫可谓前无古人。用笔上，怀素善用中锋，线条圆劲，或有如钢丝环绕，或有如清流激湍。而整体观赏，怀素的用笔很干净，没有杂质，也从中告诉人们，写一副草书的作品时心思也应该干净明澈，没有杂念。怀素草书的气势如疾风骤雨，**迭起，书风洒脱奔放，其狂放不羁的个性在其纵横不群的草书中彰显无遗。
怀素是继张旭之后将狂草用笔技巧转化为具有自我特色的一位书法家，他使草书技巧与书家的浪漫情怀结合得更加完美，这种创新意识和时代精神使得盛中唐以草书为代表的浪漫书风走向了极致，铸就了草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贺知章《孝经》
图8-12 贺知章《孝经》
贺知章（659—约744），字季真，一字维摩，号石窗，晚年更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因其排行第八，人称“贺八”，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盛中唐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少时以诗文闻名，与张旭、张若虚、包融诗文齐名，世称“吴中四士”，亦称“吴中四友”“吴中四杰”。贺知章与张旭交往甚密，又为姻亲。贺知章能够众所周知，首先因为他是一位诗人，其《咏柳》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和《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两首诗传诵至今，脍炙人口。然其成就绝不限于诗歌，他的书法成就也不可等闲视之。
贺知章的书法存世极少，现在能见到的草书作品只有《孝经》。贺知章《孝经》，纵26.0厘米，横265.1厘米，现藏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此卷以草书写“今文孝经”本文，每行4字至16字不等，共1847字，无署款。其用笔酣畅淋漓，点画激越，粗细相间，虚实相伴；结字左俯右仰，随势而就；章法如潺潺流水一贯直下，充分体现了其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浪漫情怀。贺知章草书《孝经》，中锋行笔，书法中线条的顿挫、跌宕、转折、收放、趋向、走势、刚柔、曲直、轻重、疾徐等诸因素的对比协调、相引相距、相反相成。结体开阔疏朗，字形摇曳摆动，机趣横生。这样将点画的厚重、结体的宽博、章法的倾侧综合起来，烂漫奔放与稚拙自然交相辉映，气象旷达烂漫，点曳自信，与布白开合妙合无间，内力腾跃而雄逸，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从《孝经》的整体风格来看，贺知章显然也是宗法二王行草。整篇书风轻松自然，尽显魏晋的飘逸流畅。但是贺知章的草书也存在一个向新书风过度的趋势，二王的草书在章草到今草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旭、怀素则在今草到狂草的发展中发挥出他们的作用，而贺知章却处在中间的位置，既拥有了王羲之的平和宁静，一些地方又尽显了狂草的风貌，贺知章《孝经》恰恰是今草到狂草之间的一个过渡书体，其价值恰恰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