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读
本专题的主题其实是两个：“民本”和“仁爱”。二者判然有别，却又相互关联，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宝贵的思想资源之一，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翻开古代中国史即可发现，不论哪一时期，只要当政者重视民本，就能创造一个辉煌的盛世。史学家侯外庐曾指出，古代中国与“古典的古代”的古希腊、古罗马在文明起源上就出现了分歧。古希腊、古罗马所走的文明路径是：氏族血缘关系解体，财产私有得到了空前发展。侯先生称之为“人惟求新，器惟求新”。而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不仅氏族血缘关系未打破和解体，相反国家直接在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国在家中，家国同构。与此相联系，财产私有很不发达，土地公有转化为国家皇族所有，侯先生称之为“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应该说，民本思想的发生发展与华夏文明这一特征是分不开的。《尚书·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撇开今古文之争，这是中国古代文献第一次明确提出民本的概念，对后来的历史和思想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上古文献保存了大量关于重民、敬民、爱民、裕民等思想资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名言辉映今古，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秦汉以降，民本思想开始走向制度化。家国同构的政治生态，使得有见识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疾苦感同身受。因为人民不仅是统治的基石，更是这个跨血缘氏族的成员，作为大家长的统治者，对待人民的正确态度理所当然就不是压榨、压迫，而是保护、爱护。
因此，表达对人民的关心，努力避免政策对人民的危害，也成为数千年来文学创作的恒常主题之一，产生了难以数计的优秀作品。这些熠熠生辉的思想文本，对于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社会，建设民富国强的现代化中国，依然有着很大的作用。《尚书·五子之歌》率先正式提出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开民本之先河。《左传》更进一步，提出了“天生民而树之君”的民本君用观。在这个基础上，理解子产的防民之口“犹防川”，就显得理所应当。孟子“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愤怒地指责统治者“率兽而食人”，并提出了震古烁今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孟虽然主张有异，但对于重民爱民则如一。荀子传述了“君舟民水”的思想，且重新论证了“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古典民本理论。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戎马倥偬之余，也能关心人民疾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其忧民胸怀的真实写照。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和杜甫的《客从》反映的并非乱世，而是千秋称道的“开元盛世”。盛世如此，则一观《垂老别》，“安史之乱”后民瘼可知矣。苏轼的《荔支叹》与杜牧诗可谓异曲同工，咏物而不滞于物，所叹岂唯荔枝！如此，则张可久的《卖花声·潼关怀古》纵览千古的“读书人一声长叹”也就落到了实处——秦汉如何，唐宋又如何，都只是“生民涂炭”！用鲁迅的话来说，不过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这里的李贽《老子解》选文，恰恰就表明了早期启蒙思想者不愿意做奴隶，而极力争取平等的努力。被视为“异端”的李贽，偏偏能契合现代文明，提出“圣人与万民同一中”的思想。明末清初，是“天地大崩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层出不穷，但在政治思想上，黄宗羲无疑是跨时代的，他在《原君》里大声疾呼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即令清末，不遑多让，可谓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巅峰。
然而，需要澄清的是，民本毕竟不等于民主，两者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我们需要关心的是，民本思想是否有可能成为中国自身的民主内生性萌芽呢？这个问题目前众说纷纭。但较具共识的一点是，几千年以来，真正进入统治者视野的是民生问题，民生的本质就是民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其要义就在于民本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视角，“邦宁”才是统治者真正的目的。所以，尽管民本思想发展到邓牧的《君道》、黄宗羲的《原君》，敢于公然指斥君主，张扬民意，但是，这仍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事实上，中国传统本身并不具备萌生真正民主的思想土壤，“仁爱”思想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就表明了这一点。
有了民本，才会有仁爱，仁爱是民本的合理延伸。没有对人民之于统治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是不可能明了仁爱的意义的。民本是基础，仁爱是升华。作为一种思想，仁爱比民本要深刻得多。仁爱思想虽然同样在三代就已经萌芽，但直到孔子，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仁爱思想，贯穿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始终，也主要存在于历代儒者的主张之中。（这一点，需要与墨子主张的“兼爱”区别开来，故本专题不选《墨子》）一本《论语》，提到“仁”的次数多达109次，比较清晰地体现了孔子以“仁”为核心，改造古礼的思想和方法。孔子的“仁”，首要含义在于“仁者爱人”，其“为仁之方”在于“忠恕之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加以发挥，提出了“不忍人之政”和“四端”说。在孟子看来，“仁”跟利益没有必然的联系，“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提出了仁爱的根本次序，“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曾在《原道》中加以归纳，曰：“博爱之谓仁。”到了宋代，理学大盛，终于孕育出了“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仅如此，张载还在《西铭》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追求，使得仁爱思想终于体系完善、次第清晰，即仁者修身、孝悌为本、仁民爱物，层层推扩，直至“民胞物与”的宇宙胸怀。从本质上来说，儒家的这种仁爱观是建立在亲疏远近、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基础上的“等差之爱”，具有同心圆式的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层层扩展的特点，总体上展现了古人对于“修齐治平”的远大抱负。
继承发扬古代的民本思想和仁爱精神，对于当下培养同情、关心、爱护他人的社会公德意识，和热爱、保护自然环境的自觉意识，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