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一：
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
10名员工 36套住宅 9辆公车 人均办公面积达到200平方米
本报记者 高山 文/摄
山西省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最近两年“财气”暴涨。
几年前，忻州煤矿安监局还叫忻州煤炭安全监察站的时候，四处租房办公，常为房租与房东发生不快，工作人员也大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现在，忻州煤矿安监局仅有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的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
与此同时，近两年，每年都有一两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发生在忻州。
2005年7月2日14时20分，忻州市宁武县阳方口镇贾家堡煤矿接替井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煤尘爆炸事故，造成36人死亡，1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矿主和有关部门瞒报事故死亡人数，转移藏匿遇难者尸体。
2005年10月31日16时50分，忻州市原平市长梁沟镇坟合峁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5人死亡，1人受伤。
2006年11月5日11时45分，大同煤矿集团轩岗煤电公司焦家寨矿（地处忻州市原平县境内）发生瓦斯爆炸事故，47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
忻州煤矿安监局的办公楼和住宅楼及正在兴建的宾馆，位于忻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靠近（五）台忻（州）公路的是该局正在建设的宾馆（正式名称是：忻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职工培训中心），地下1层，地面已经建起5层，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培训中心”后边的一幢欧式建筑，是该局的办公大楼。在办公大楼的后边，是一幢6层的住宅楼。住宅楼共3个单元36套房，房间面积最小的140平方米，最大的180平方米。该局有10名正式职工和5、6名临时工，记者在忻州市车管所调查得知，共有9辆公车挂在该局名下。
忻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刘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局办公楼在2003年由山西煤炭安全监察局后勤处负责动工兴建，直至今年秋天才启用。由于一些配套工程还未完工，大楼的一些设施还未完善。他强调说，整个办公楼的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只比朔州的（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楼）大一点儿，全省11市除运城外，条件算是最差的。目前，大楼的装修装饰工程还未完工。完工后，“条件会改善一些”。
对于职工住宅楼，刘副局长说共有36套住房，但“那是由局里职工和其他单位的一些工作人员集资兴建的”。至于每平方米1100元的房价，是由于该地“地处荒郊野外，那时候（2003年）忻州的房价还没涨起来时制定的”。住宅楼后共有22间私家车库，刘副局长说：“分给住户后，想做车库做车库，不想做车库安上门窗可以当住房，放杂物也可以。”统一包了塑钢阳台，是为了使单位的建筑显得整齐、美观。
刘副局长是今年才被提拔的，所以他对办公大楼资金来源、投资多少、装修花费、购置办公设备和职工住房补贴等问题都“不太清楚”。
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建设资金中有小部分是向部分乡镇和煤矿“借的”，忻州市宁武县某乡镇就“借给”该局5万元。而被该局监管的宁武县的一煤矿，则花了35万元购买了该局的一些旧的办公设备。
（刊于《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27日头版）
记者巧说话 无声胜有声
王卫明 李铧生
《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正文仅1098字，却将山西忻州煤矿安监局不正常的“气派”交代得清清楚楚，原因就在于该文很好地做到了“用六种方式巧说话”。
第一，用数字“说话”。
“10名员工36套住宅9辆公车人均办公面积达到200平方米”，这是文章的副标题，包含4个数字，极具说服力地反映出忻州煤矿安监局的“不正常”。此外，还有其他数字来说明新闻事实：“房间面积最小的140平方米，最大的180平方米”，“整个办公楼的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该局正在建设的宾馆……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等。
第二，用对比“说话”。
上述4个数字，就形成了对比的效果，读者看到这些数字，很容易联想到自身的相关情况和政府公务员的正常情况，一对比，就会发现巨大反差和明显的不正常。
“整个办公楼的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只比朔州的（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楼）大一点儿，全省11市除运城外，条件算是最差的。”文中这句话表明，忻州煤矿安监局超标准建办公楼的严重违纪行为，在本省还不是最严重的。换言之，还有更加严重的违纪个案。
此外，还用忻州煤矿安监局辖区内“近两年每年都有一两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新闻背景与该局不正常的“气派”作对比。读者看完后，会情不自禁地想：“工作做得这么不好，实在不该这么‘气派’。”
第三，用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提供的信息“说话”。
“记者在忻州市车管所调查得知，共有9辆公车挂在该局名下”，这是引用权威部门提供的信息，其真实性和权威性毋庸置疑。
“忻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刘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强调说……刘副局长说……刘副局长说……”，这是报道对象（忻州煤矿安监局）内部的高级别人士在介绍情况、作出解释，或是直接引语（原话），或是间接引语，其提供的信息，代表了报道对象所涉机关的表态、声音，起到了与记者记述相对应的“平衡报道”的作用，有助于巩固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有助于避免报道的片面性。
“有知情人士透露……”，则是匿名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也是外部人士不容易了解到的内幕，这些信息揭露了忻州煤矿安监局不正常“气派”背后的“不正常”原因。
第四，用图片“说话”。
“一图胜千言”、“百闻不如一见”，都说明了新闻传播的一个规律——在证明调查性报道的真实性方面，图片独具优势，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可信度。
《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配发了记者拍摄的三张彩色照片，分别为忻州煤矿安监局的办公楼、忻州煤矿安监局的住宅楼及正在兴建的宾馆（即忻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职工培训中心）。这三张图片，不但给读者以真实细节、直观印象，而且给相关报道的版面编排添色增光。
第五，用暗讽“说话”。
文章主标题《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中的“好气派”，明为褒扬，暗作贬抑。这比“太气派”或“过于气派”等直白语词，效果更好。
第六，让匿名消息来源“说话”。
《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文中“有知情人士透露……”的写法，是对消息来源的“匿名化”处理，虽然会影响相关信息的可信度，但可以保护消息来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值得一提的是，《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不仅注意“巧说话”，还有“必要的不说话”——记者自始至终没有“站出来”对新闻事实发表评论或对报道对象进行性质界定。
尽管如此，这样一来，反倒取得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虽然记者没有把话说透，但读者能够体会到文中的“潜台词”，同样形成了不可低估、忽视的监督之势。
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既达到了预期的传播目标，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判断失误而陷入新闻官司。
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2月8日报道，《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一文引起非同一般的社会影响：
1）为全国多家媒体和网站转载，舆论反响强烈；
2）2007年2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忻州煤矿安监局被此文披露的违规行为；
3）引起安监总局党组的高度重视，局长李毅中先后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和总局机关及在京单位干部大会上，对山西忻州煤矿安监局予以严厉批评；
4）安监总局安排调查组二赴山西，会同山西省纪委调查组核查；
5）中央纪委监察部驻总局纪检组监察局对有关责任人员立案调查；
6）忻州煤矿安监局被此文披露的违规行为全部被纠正；
7）中国安监系统进行自查自纠。
对新闻报道来说，以上7种反响，只要引起其中任何一种，都足以令人称道，令作者自豪。《忻州煤矿安监局好气派》一文，却将这7种反响一一纳入“囊中”，当然了得。
（刊于《新闻爱好者》2009年6月上半月号）
作品二：
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不知是否冒牌产品 豫赣鄂等也有同样病例 样本已送国家鉴定机构
■三鹿集团称产品“没质量问题”甘肃省卫生厅今天介绍调查进展
早报记者 简光洲
9月8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又接收了一名8个月大，来自该省岷县的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的婴儿，这是该院三个多月来接受的第14名患有同样疾病的病例。
到目前为止，对于婴儿患病的原因还没有调查清楚，但是这些家长们反映孩子们出生后一直都在吃名为“三鹿”牌的奶粉。患病婴儿的家长们怀疑说：“或许和当年安徽阜阳的空壳奶粉致婴儿成为大头娃娃一样，这次的罪魁祸首也可能是奶粉。”
记者昨日还了解到，10天前湖北省同济医院小儿科也接收了三名患有肾病的婴儿。这三名分别来自河南、江西和湖北的患儿家长也反映婴儿食用的是“三鹿”牌奶粉。
目前尚不知患儿所使用的奶粉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河北三鹿集团传媒部对早报记者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赴甘肃调查，当地质检部门对该集团奶粉的检验显示没有质量问题。
不排除出院还有后遗症
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已经接受了14名患肾结石的婴儿，到昨日为止，有6名在手术后康复出院，其余8名仍在医院治疗。
该院泌尿科首席医生李文辉介绍说，该科是在6月28日收到第一例婴儿患“肾结石”的病例。在3个月时间里，陆续共有14名婴儿因患同样的疾病住院。
据了解，这些婴儿进院时病症基本上都到了中晚期，有的甚至有生命危险。他们共同的病理特征表现为都是一岁以内的婴儿，且症状表现为双肾多发性结石，刚来的时候都是急性肾衰竭。
经紧急治疗后，目前8名婴儿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仍需住院两到三周进行观察治疗。至于婴儿出院后会不会有后遗症，李文辉说，目前时间比较短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要经过以后的随访和两三个月复查后才能确定。
罪魁指向“三鹿”奶粉
据李文辉介绍，经过检查后发现，这14名婴儿中有90%以上为尿酸胺结石，这种情况在结石中非常少见，一般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多见于儿童和老人的**结石。而经过进一步检测，医院推测这14名婴儿是由于摄入的脂肪和蛋白含量比例失调，引起体内嘌呤碱代谢异常，继而产生尿酸和尿酸盐结晶，在上尿路梗阻后形成肾结石，导致肾衰竭。
医生们注意到，这些患病婴儿在没有母乳之后，都使用了品牌为“三鹿”的奶粉。李文辉分析说，因为这些婴儿最主要的食品来源就是奶粉，且都是长时间使用同一品牌的奶粉，“因此不排除与奶粉有直接的关系。”
小李8个月大的儿子也是患婴之一。小李说，儿子自从出生后因为没有母乳就一直吃“三鹿”奶粉，每400克一包卖18元，但奶粉具体什么品种记不得了。孩子七八个月时每4天就要吃一包。“一直这么吃，也没有想到会出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就发现孩子尿不出来。”据小李介绍，在他家附近也有几名婴儿和他儿子患同样的病。
目前有7名患儿的父母联名写下了申请书，上书甘肃省卫生厅，要求彻查病因。
“正规超市买的老牌奶粉”
昨日，记者从甘肃省卫生厅及该省食品药品卫生监督局了解到，前一段时间他们就已接到相关情况的汇报，正在联合多个部门调查。9日下午，由卫生厅牵头的调查人员曾到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了解情况。
甘肃卫生厅办公室的杨敬科主任介绍，卫生厅已把病理及病因样本送到国家相关的鉴定中心进行检验。鉴定结果尚未出来。
杨敬科认为，这次甘肃婴儿患病的情况根本没有当年安徽阜阳空壳奶粉严重，但因为媒体经常询问，所以决定1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说明调查的进展。
南京市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日前也接诊了5名吃同一品牌奶粉患上肾病的患儿。病情严重的已转至上海治疗。其中一患儿母亲说：“这个牌子（奶粉）是在正规超市里买的，价廉物美，牌子也比较老了，吃了放心。”
此前，还有山东、甘肃、安徽、湖南等地的家长告诉湖北的记者，称自己孩子也吃该品牌奶粉，出现类似症状。
◇厂方回应
无证据证明婴儿因吃三鹿奶粉致病
对于患病婴儿使用的都是同一品牌的奶粉，且婴儿最主要的食品也是奶粉，因此家长及医生们都怀疑婴儿肾病的罪魁祸首是奶粉。
昨日下午，记者和河北省三鹿集团取得了联系。该集团传媒部的工作人员杨爱称已经获悉甘肃有婴儿患病的情况，并且已经派出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了解。
杨爱向记者介绍，三鹿是奶粉行业品牌产品，有很多年的历史。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患病婴儿是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相信质检部门会查个水落石出。
此后，杨爱又致电早报记者称，已经委托了甘肃当地权威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质量是合格的。
（《东方早报》2008年9月11日A20版）
大胆履行职责 谨慎点名揭露
陈力丹 赵卓伦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于2008年9月11日发表在该报上的通讯《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在当时的国内报道中首次点名揭露了“三鹿”奶粉问题，引发了中国乳品行业地震，间接推动了中国相关的司法介入进程。
这篇只有2100字的通讯分5个部分，21个自然段，无渲染，少铺陈。若看字面，并无特别之处。其影响力大，原因有三：
第一，文章凸显传媒和记者的责任意识。环境监测是大众传媒的基本职责。奶粉问题由来已久，此次婴儿喝奶粉患结石病的问题也并非是这篇通讯第一个报道出来，然而这篇通讯却是第一次打破了“某奶粉”的媒体报道潜规则，直接点出“三鹿”品牌，使患儿和家长尽早地了解情况，采取措施，最大程度地规避因继续饮用“三鹿”奶粉而带来的风险。
作者目睹“三鹿”奶粉给患儿及其家长带来的危害，出于职业的社会责任感，顶住三鹿集团公司的公关压力，公开点名报道，彰显了新闻正义，值得称道；东方早报的领导层及时通过审稿，果断刊发，也显现了其在监测环境方面坚守职业道德的勇气。
传媒和它的记者面临复杂的社会事件或问题，除了敏锐的发现问题的眼光外，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敢于客观反映涉及人民生命安危的信息，通报可能的危险情况，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更为重要。这篇通讯在这方面为全国同行做出了榜样。
第二，调查采访深入，叙述谨慎。问题奶粉曝光之前，“三鹿”集团是中国奶粉行业的龙头老大，如果不认真采访和多方核实，较为随意地点名“三鹿”，对“三鹿”和全国乳品行业的负面影响是将是巨大的。
作者写作之前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采访调查，仅从行文中就可以看到，其采访对象涉及兰州患病婴儿家长、三鹿集团传媒部工作人员、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医生、甘肃省卫生厅办公室主任、南京患儿母亲、湖北省同济医院小儿科等。采访手段有一线采访、电话采访和借助媒介寻找线索等。通过展现各方当事人对问题的分析，审慎得出怀疑“三鹿”的结论，说服力较强。记者行文过程中，不把话说绝，使用“怀疑”、“可能”等词汇，表明了作者必要的谨慎。即使报道有误，记者和报社有回旋的余地。例如文中第一次点到“三鹿”是这样一段文字：
患病婴儿的家长们怀疑说：“或许和当年安徽阜阳的空壳奶粉致婴儿成为大头娃娃一样，这次的罪魁祸首也可能是奶粉。”
这样的叙述，对于记者揭示这类问题来说，是必须采用的报道的技巧。
第三，采用客观报道方式，注重多方平衡。对于这样一篇可能引发社会轰动，同时也可能带来传媒风险的通讯，作者的写作极为谨慎，除了用词小心之外，还表现在报道的客观与平衡方面。
通讯写作允许适当表达作者的情感，可以使用形容词和副词，以及某些不确定的量词，也可以适当发表评价性意见。但是客观表达事实，这一点与消息的写作是同样的要求。通观这篇通讯，作者很少情感表达，除了客观叙述外，很注意报道的平衡。通讯中作者在以下两个方面注重了事实的平衡：
首先做到了患儿家长、医院、三鹿集团等三方面的平衡。作者既报道了患儿家长提出的怀疑“三鹿”奶粉可能是婴儿患肾结石的罪魁的观点，又照顾到了三鹿集团的立场，在文尾特别显著地标明“厂方回应”，陈述了该集团公司强调的甘肃当地质检部门称其产品质量合格的说法。
其次是受害方对“三鹿”不同说法的平衡（事物性质判断的平衡）。文章第一次点到“三鹿”，不是由记者，而是通过家长之口说出对“三鹿”的怀疑。在怀疑和否定“三鹿”奶粉的同时，文章也提到某患儿母亲对于“三鹿”奶粉“价廉物美，牌子也比较老了，吃了放心”的说法。文章还说明：“目前尚不知患儿所使用的奶粉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
（刊于《新闻实践》2010年第1期，此处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