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满足综合高中多样化的人才培养要求,综合高中的课程体系围绕着“普职融通”的核心要求来设置,文化知识素养学习与技能能力训练并行,学生兼顾升学准备与就业准备,因此呈现出模块化与订单化的面貌。
在管理学上,模块化管理是一种处理复杂系统,并把其分解为更好的可管理模块的方式。每个模块都可以自成一个体系,独立运作,但是又可以随时嵌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中,或者从大系统中拆卸下来。综合高中的课程门类众多,可以把其整体视为一个大体系。整体的课程体系可以分成三个模块:基础课程模块、学术课程模块、职业课程模块。每一个课程模块内部可以根据学科要求、年级要求或专业要求的不同,将内部模块分成次一级的课程模块,并依此方式进一步拆分。
基础课程模块的设置要求对应综合高中对“全人”的追求,课程内容主要是关于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领域的基本知识,以及价值观、人生观、待人接物能力等伦理道德知识。基础课程面向综合高中的全体学生,要求每一位学生都必须修读,并达到一定的学分,为其拥有一个相对宽阔的知识视野和文化素养打下基础。基础课程模块基本放在综合高中学生分流之前的学习阶段,其中的个别课程可以贯通到分流后的学习中。
学术课程模块、职业课程模块放置在综合高中学生分流后的学习阶段,主要目的是通过相应的课程学习,实现学生升学或者就业的人生目标。学术课程模块针对的是以升学为目标的学生群体。专业课程的设置应该参考普通高中的课程门类,并且参考高等教育阶段普通高校和职业类院校的专业学科设置,结合自身学校学科优势和所在地区的特点,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学校课程相结合的课程设置。
职业课程模块针对的是以就业为目标的学生群体,此模块的具体课程要有一定的门类,以让学生在进行职业培养时有较多的选择。同时,受制于综合高中的规模和师资结构,综合高中的职业课程的种类一般不会过多,而是结合当地的社会需求和学校自身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实现职业课程设置的精品化、特色化。
综合高中模块化的课程设置可以充分满足学生普职融通的学习需求。所有学生在基础课程阶段一起学习。在分流后,选择继续升学的学生以学术课程为主,但要同时修读一定比例的职业课程;反之类推,选择毕业后就业的学生以职业课程为主,但要同时修读一定比例的学术课程。同时,对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学习,一方面,使学生的知识与技能得到同步发展,得以更充分地认识与发展自我;另一方面,普职融通的课程设计使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前置知识和技能,当学生进行普职转换时,他就会感到相对轻松些。
订单性指根据个人实际需求制定针对性、特色性的服务。课程设置的订单性指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体潜能的发展特点,制定出适合每个学生的个性化课程组合,满足学生的课程选择需求。综合高中课程的订单性直接服务于其人才培养多样化的目标,而模块化的课程设置门类,也使课程的组合拆分变得更为直接和便利,为学生课程选择的订单化打下基础。综合高中课程订单化的充分实现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满足多样性人才培养需要的课程种类、必修课与选修课配套的课程体系。在以往的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中,选修课往往面临着种类少、师资匮乏、授课时间经常被必修课挤压等的情况,甚至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处境,它似乎成为学生在高中生涯中对主科学习的一种调剂和点缀。综合高中课程订单化的提出,颠覆了以往必修课为主,选修课为辅的课程结构模式,把选修课提升到与必修课并驾齐驱的地位上来。同时综合高中课程设置订单化的实现,意味着要配备能保质保量完成选修课任务的师资队伍。
综合高中课程设置上的模块化、订单化,改变了双轨制高中相对僵化、固定的人才培养周期与模式,使学生可以用一种相对灵活的方式完成学业。具体说来,综合高中的学生只要修读完规定数量的学分就可以毕业。学生在学习期间,如果中途学业中断,那么之后只要补充修读剩下的学分即可毕业,学制由此不一定是三年,可以参照大学的做法,以五年或者七年为限。同时,对学分制加以课程的模块化设置,也为学生在综合高中校际选读一定比例的学分提供了便利。当今,虽然在综合高中间的跨校选修学分还难以实现,但综合高中课程设置的特点与学制、学分制度的灵活性为这种可能性埋下了伏笔、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1] 张永清,吴涛:《综合高中教育理论与实践》,1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2] [美]科南特:《科南特教育论著选》,171页,陈友松,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3]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215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4] 周明星,周晨:《我国综合高中办学模式的反思与构建》,载《职教论坛》,2004(13)。
[5] 钟启泉,金正阳:《解读中国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6] 宁永红:《关于综合高中办学模式及运行机制的研究》,载《职教论坛》,2005(10)。
[7] 孔凡琴:《多维视阈下英国高中办学模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
[8] 马庆发:《瑞士综合中学研究》,载《外国教育资料》,1999(2)。
[9] 宁永红,马爱林:《美国综合高中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载《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2)。
[10] 周蕖:《多种结构的瑞典综合高中》,载《比较教育研究》,1982(6)。
[11] 孙祖复:《联邦德国综合高中的一个实验模式》,载《全球教育展望》,1986(6)。
[12] 范伟,陈素菊:《日本综合高中的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中职学校改革的启示》,载《职教论坛》,2010(19)。
[13] 刘丽群:《我国综合高中发展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载《教育研究》,2013(6)。
[14] 张家勇:《〈2004年世界银行中等教育报告〉解读》,载《教育发展研究》,2005(2)。
[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6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16] 闫建璋:《我国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合理性研究——基于制度伦理的视角》,163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