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文所论看，《新教育》的专辑似有预先的安排，至少在京之人很可能事先有过讨论。整体言，他们都在肯定学生运动重要性和贡献的同时，试图对学生有所规劝。且平时越接近学生的，说话越直白。蔡元培明言运动的损失大于功效，胡适、蒋梦麟则说出频繁罢课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像朱希祖这样与学生相对疏离的老师，在劝导时就要尽量多表彰，即使带批评性的建议，表述得也非常委婉。而在学界之外的穆湘玥，说话就更显温和。专辑中还有老辈黄炎培的文章，主要说了些“成不自满、败不灰心”的鼓励话。他也提到“根本救国，必在科学”，需要“有人肯用冷静的头脑切切实实在科学上做工夫”；却仍不忘说“劳工神圣”，要学生从知识和待遇上救助“可怜的工人”。[37]只有陶履恭一人例外，仍以鼓励学生外向为主，而以不荒废学业为点缀，或借此表示不与其他人异。
“劳工神圣”是当时学界的流行语，但像黄炎培这样理解为“可怜的”救助对象，实在有些别出心裁，既提示出老辈读书人想要“预流”的从众心态，也表现出他们与时流的距离。而黄氏所说，却是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所能接受的学生社会服务的上限——他们只希望学生继续平民夜校一类的教学活动，其他活动都要放弃，以回归校园。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蔡元培频繁而持续地表述着这一主张。[38]不过，那时的世风似乎并不在这些老师一边。专辑的所有立言者都反对继续罢课，但他们都首先认可学生运动的正当性，然后众口一词地从“不经济”的功利角度立论。就连说话最直白的胡适和蒋梦麟也强调：
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班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39]
蒋、胡二人以为，“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动”。问题在于，如果“变态的社会国家”并未改变，“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又没有希望，“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班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已是“不可免的现象”，再加上几乎所有人都把未来的“大事业”寄托在青年身上，他们除了责无旁贷，还能怎样？
学生辈的黄日葵有着几乎相同的认知，他也发现，外国的各种运动，常是“很有学问、很有经验的先辈指导着经过训练的少壮派”去从事的，但“现在的中国怎样？凭你怎样找不出一个有学问、有经验，能够立乎社会之上，做指导我们的前辈，害得做预备工夫的也是我们可怜的青年。指导者、运动者，一起要我们青年包办”。这个年轻人虽然有些彷徨和忧虑，但义无反顾的责任感却很明确：
登上了二十世纪大舞台的青年怎样？一方要填前人遗下来的缺憾，他方要带着四万万同胞上水平线上，朝着光明广阔的路走。这样双重的责任，要担到我们的双肩来了。[40]
两相对比，师生两辈对现状的认知和思路非常接近。套用一句成语，黄日葵代表青年学生的表态可谓掷地有声。在逻辑上，胡适和蒋梦麟对现状的认知，基本已决定了其规劝的无力。[41]进一步的问题是，既然学生辈已经重任在肩，并同时充当指导者和运动者，他们还需要老师辈的指导吗？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够接受老师辈的指导？
实际上，胡、蒋、黄等师生两辈的认知多少还有些传统士人的“书呆子”气味，他们基本都还维持着读书人既有“澄清天下”的责任、也有这方面能力的旧观念。如上所述，学了社会学的陶履恭就有了社会分析的新思维，所以并不这样看问题。而曾经身与革命的蔡元培也不这样看，他此时和此后反复申说的一个主题，就是学生只负有“提醒”社会的责任，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社会”本身。这是困扰着那个时代许多读书人的大问题——救国真必须有“学问”吗？当时中国的局势，还容许学生静下心来求学吗？
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老师辈看到的问题是实际存在的，特别是蔡元培指出而胡适和蒋梦麟详论的“精神上的损失”，明显已体现在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之上，且仍在发展之中。然而这些确实可以说改变了历史的学生，在“五四”前后也曾得到不少老师们的鼓励和支持。且不说这时还有其他继续鼓励学生投身救国事业的老师，即使想要规劝学生的老师，现在似乎也不能采取直接指教的方式了。近代新学制虽与传统规则大异，但老师明知问题所在，仍要如此谦恭地向学生进言，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第一次。[42]
这一现象最能凸显“五四”后学生地位的空前上升，尤其是那种无形中可以约束他人言说的影响力（包括师长在内）。蔡元培对此有很清楚的认识：“‘五四’以后，全国人以学生为先导，都愿意跟着学生的趋向走。”[43]全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如此且不论，“老师跟着学生跑”后来的确成为20世纪中国一个持续发展的趋向[44]，而“五四”就是这一趋向形成的里程碑。当时中国舆论的普遍认知是局势危迫，时不我待（其实至少国际局势相对平和），而政府已失去“舆论”的信任，如果“救国”的责任在“社会”一面，则既存各社群中，似乎还只有学生显得最有希望。
这就出现一个诡论性十足的问题：那个被赋予救国重任，也决意自己想、自己说而无需古人或外国人替他们想、替他们说的学生群体，仍处于求学的阶段，他们有承担责任的意愿，但对承担这一责任是否已准备充足？这个问题后面隐伏的预设是相当传统的，即学术与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至少知识与救国直接相关。从当时的社会区分看，《新教育》这一专辑的作者都是所谓新派，他们中的多数却仍维持着这一传统的认知，所以希望学生回到课堂中去。只有懂得社会分析的陶履恭一人多少延续着清末以来的反智思维，确认那“不扬名不出风头终日勤苦耐劳的农工商的劳动者，才是中国真正的实力”。所以学生的任务不过是“把新思潮灌输在他们的脑里”，使后者能有举足轻重的行动。[45]
上述问题后面还有一个隐伏的问题：假如救国真要指望学生辈，中国的局势到底是已经危迫，还是相对平和？若是前者，便不容学生继续以求学为主，他们只能立即走向社会；若是后者，则像蔡元培所说的，中国的“大问题”现在尚不能解决，只能将来解决，其潜台词是学生还有准备的时间。稍后他明确对学生指出：“这时间父兄可以容我们用功，各方面都无牵制，所以用功是第一件事情。”[46]
其他多数作者也都持相近的看法，即爱国救国确实靠学生，但他们也需要学养的预备，而且局势也还允许学生回到课堂进行这方面的预备。朱希祖把学生上课视为“国家的滋补品”，最能体现这一思路；但他把上课表述为“一种最大的运动”，又已充分说明时势的特殊性——即使常规的主张，也要以非常的方式表出。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是那个时代的口头禅，而学生的兴起是“五四”后特别明显的现象。上面几位老师辈的心态和言说其实都很矛盾，他们把国家前途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又已经看到持续的罢课不是办法，盖其对政府的实际威胁并不那么大，而学生自己的学业倒荒废了。但这些老辈的态度也不甚一致，如陶履恭就仍侧重学生的外向性努力，其他人至少隐约感觉到，由于学生未必能认清罢课等方式究竟有用到何种程度，他们可能无意之中被自身的行为定式所束缚，甚或被其“裹挟”而去。关键在于，一旦社会服务为主和读书为副成为定势，并养成了以抗争为表述的习惯，学生是否还能宁静地回到课堂从容学习，恐怕已成未知数了。
无论如何，身为教育者的蔡元培，既然看到了问题所在，仍在继续努力，想要扭转学生的发展方向。这一次，他采取了更温和的规劝方式，重在强调学生要能律己，才有希望实行“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