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雨斋的周作人与“十字街头的塔”
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的北平文艺圈，周作人可以说是一个“精神领袖”式的核心人物。他的周围集中着当时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学者，如俞平伯、废名、孙伏园等人。这个圈子的交往模式与林徽因、金岳霖等人的交往大异其趣，与这两种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的“公共交往”迥异的是：周作人等的交往更带有传统文人的特性，通过聚餐、尺牍、唱和、听曲、逛旧书店等方式建立一种日常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显得非常随意和自然，不像金、林等人的交往时间和沟通模式是相对固定的，而是性之所至而任意相往来。如果说金、林等所形成的交往网络更多的是侧重智慧和知识的话，那么周作人等人的交游注重的是心灵的契合和趣味的重叠。新文化运动后的周作人发生大的逆转，到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宣扬“闭户读书论”，注意“生活之艺术”，在对古书、民俗等的把玩中品味生活，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一部分追随者。
事实上，1925年发表在《语丝》周刊上的《十字街头的塔》就隐含了周作人的这种“社会转向”，从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流氓鬼”转变形象成一个文质彬彬的“绅士鬼”。他在这篇短文的结尾这样**其心曲：“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知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好罢，反正这些闲话都靠不住也不会久的。老实说，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64]这个时期的周作人还没有彻底学院化，还没有建筑起自己的“象牙塔”，但他也不愿意完全生活在“十字街头”的喧嚣中，他“怕累，怕挤”，他只能在“十字街头”的繁华中建构一座心灵的“象牙塔”，也即在处世的实存中保留一份超然的情怀，明净地观照和赏玩这个世界。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周作人尚且在出世与入世、愤激与平和、学院与社会之间游离不定的话，那么到了1930—1937年，他性格中淡泊、宁静和疏离的面向越来越突出，谈论时事、典故、民俗的随意舒展中隐含的是在“文化的向度”中向自我内心世界的开掘，并且将自然、人生与社会的情趣灌注到这种动态的过程之中。周作人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审美化的进程，由此，短暂的、破碎的、繁杂的“日常世界”便与一个永恒的、辽远的、深邃的“文化世界”对接起来，正是在这个对接的过程中，周作人的社会网络自然地伸展，与诸多诗友、同好的唱和、交游赋予了日常生活网络一层“文化的光斑”，这种光斑所营造的气氛、感觉造就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塔”，安顿了周作人与其朋友们的灵魂。
1930—1937年周作人的日常世界到底是怎样展现的？在他的日常性的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面孔又具有怎样的社会学特性？他们又是基于怎样的机缘“相逢”在这人世间？1932年，周作人在一篇题名为《苦雨斋之一周》的文章中平实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七月二十三日 阴。上午，得半农赠所编《中国俗曲总目稿》一部二册。写《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即寄与季谷。午，往石驸马大街应菊农、伏园之招，来者佛西、振铎及刘、林、黎诸君，下午三时回家。耀辰来谈，六时后去。晚慧修来。二十四日 晴。上午，估人来，买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来访。下午，得上海寄来旧书二部。重校阅讲演稿了。夜大雨。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福寿堂，刘天华君开吊，送礼，又联云：广陵散绝于今日，王长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访川岛，午回家。下午，以讲演稿送还邓君，定名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改订《焚椒录》。吴文祺君以平伯介绍来访。金源来谈。夜，大风雨。二十六日 阴雨。上午，写信九通。下午，写讲演稿小引毕，即寄去。奚女士来访，为致函季明。晚，写《看云集》序了，寄与开明。任仿樵君来谈，还《珂雪斋集》一部。下午，往访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时回家。得上海寄来旧书二部。二十八日 阴。上午，启无来，幼渔、肇洛先后来，下午去。得半农赠《朝鲜民间故事》一册，其女小蕙所译，前曾为作序。嗣群来，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见赠。平伯来。傍晚大雷雨，积水没街。十时顷，启无、平伯、嗣群共雇汽车回去，斋前水犹未退，由车夫负之出门。二十九日 雨，后晴。上午，阅石户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药草》。下午，抄所译儿童剧，予儿童书局，成二篇。”[65]
从周作人的这些记述中，大致可以勾勒出1930—1937年以之为核心的文人社群的脉络，这个社群的交往方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私谊性质的私人生活，在这个私人生活所搭建的交往空间中，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发挥着凝聚的作用。周荣德在考察中国的士绅社会时指出：“阶层统一性是阶层群体的先决条件。所谓‘阶层统一性’，我们的意思是某一阶层群体的成员能以此与其他阶层群体的成员明显地划分开来。划清界限最通常和有效的办法，就是看有无共同的生活方式。士绅作为一个阶层群体，有着一套形成系统的控制个人活动和互相关系的行为规范。规范系统只能通过群体中个人的媒介发现它在物质世界的表现，如果没有这个系统，群体则将仅仅是不能起整体作用的乌合之众。”[66]
对于周作人等这个文人社群来说，其生活方式存在鲜明的相似性，他们的交往方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第一，家常性的互访活动，闲聊，品茶，家宴，往往是无目的性的消遣闲暇时光，如1932年4月19日“为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被法学院学生囚禁三周年，邀俞平伯、钱玄同、江绍原、徐祖正、冯文炳等在家集会纪念，沈从文因病未至”[67]。
第二，相对比较正式的宴会，一般在一些相对固定的餐馆进行，如丰泽园等，这种交往规模相对较大，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有时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组织的聚餐会，带有约稿性质，如1933年9月10日，周作人应沈从文之约，赴《大公报》茶话会，谈《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事。
第三，共同的外出活动和社会活动，例如寻访北平的古旧书店，逛琉璃厂，郊游等，例如根据其年谱记载：“1936年5月16日，北京大学‘风谣学会’成立，最初成员有：顾颉刚、胡适、钱玄同、魏建功、罗常培、常惠、沈从文、方纪生、朱光潜、李素英、徐芳、吴世昌、申寿生、容肇祖、章廷谦、周作人等30余人，主席为顾颉刚。”[68]
第四，书信往还和题写序、跋等，体现了传统文人墨客交往的特性，这在周作人与废名、俞平伯等人的交往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其为俞平伯的《燕知草》、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写序跋。就交往空间而言，周作人这个文人社群的主要聚集空间集中在“苦雨斋”“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学院”“孔德学校”等，另外就是印刷媒介构造的“交往空间”，例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骆驼草》等。
对于周作人这个文人群体而言，《骆驼草》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1930年5月12日，周作人主持的散文周刊《骆驼草》创刊，该刊实际上负责编辑和发稿校对者是废名和冯至，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徐玉诺等。该刊在废名撰写的《发刊词》中说：“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响都是于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并标榜该刊“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69]这个发刊词集中地表现了这个群体的精神旨趣与价值趋向，以“闲适”为核心，玩古董，谈文艺，侍弄花鸟虫鱼，把玩琴棋书画，超然于政治之外，自成一价值自足之系统而罔顾社会舆论和“时代精神”，质言之，就是在意识形态两极化的社会空间里为自身的情趣构筑一个私人性浓郁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追求精神的独立、个人的意味和人文的理趣。
正是这种价值系统的魅力，凝聚了一大批崇尚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常世界的频繁交往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一种审美和观照的态度里沉溺在当下的可以把握的文化世界的精神里，相对于“遵命文学”的泛滥也不失为一种“沉默的反抗”。如论者所指出：“他们或在北大任教，或毕业于北大而在北平的高校任教，清一色的学院中人。周作人是这些人的文学前辈，并且曾经是他们中许多人的老师，如俞平伯、废名、梁遇春等。《骆驼草》的创刊标志着1926年以后在周作人身边形成的一个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文学集体在30年代初中国文坛上的第一次公开露面。”[70]
在以周作人为中心的这个群体中，人际网络的建构遵循着大致相似的逻辑。而周与这些文人的关系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新文化运动凝聚的“战友型”关系，如与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友谊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通过《新青年》等杂志的反传统、主张个性自由、倡导民主科学价值等形成了一个“历史传统”。自然，启蒙运动只是为他们的友谊深化提供了契机，在这之外还有更多的“社会因素”隐性地发挥着作用，例如，周与钱早年在日本都曾受业于章太炎，民国以后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是同学、同事、同志关系的复合网络。周作人曾在《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一文中细致地描述了他们初识时的情态：“太炎答应于星期上午在《民报》社开一班，先讲《说文解字》。听讲的人是鲁迅与我，许寿裳和他的同学钱家治……”“两三个在讲习会的人，因为热心听太炎讲学，所以也赶来听，这便是钱夏（玄同）、朱希祖和朱宗莱。当时玄同着实年少气盛，每当先生讲了闲谈的时候，就开始他的‘话匣子’（这是后来朋友们送他的一个别号，形容他话多而急的状态），而且指手画脚的，仿佛是在坐席上乱爬，所以鲁迅和许寿裳便给他起了‘爬来爬去’的雅号。”[71]1939年钱逝世一百天的时候，周作人作《玄同纪念》深切怀念他的这个老朋友：“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72]
刘则与周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存在着密切的工作上的接触，但他们同时又曾经都是《新青年》作者，其最初的友情也是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建立的：“民国六年春间我来北京，在《新青年》中初见到半农的文章，那时他还在南方，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这是几篇《灵霞馆笔记》，觉得有清新的生气，这在别人笔下是没有的”[73]。
二、学院教育建构的“亦师亦友”型关系网络，如与俞平伯、废名、孙伏园等人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师生兼朋友关系。当然，学院教育只是提供了相识的机会，事实上，他们的私谊非常深厚，周也是将他们作为得力门生刻意栽培，奖掖有加，他们的交往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俞平伯是周作人早年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曾经修过其《欧洲文学史》等课程，并参加北大进步团体新潮社创办的《新潮》的编辑，而周作人是这个学生刊物的重要编辑和作者。孙伏园也是周作人早年学生，担任《晨报》副刊编辑时曾大量约请周撰稿，而他离职后担任编辑的《语丝》周刊得到了周的大力支持，因此可说，周与俞、孙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查考《俞平伯年谱》可知，俞与周的主要交往方式是书信往来，互访活动也相当频繁，经常在家或餐馆宴请对方和其他朋友，如1931年1月7日中午，在清华园寓所宴请来访的周作人和沈启无，邀请朱自清作陪；其次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共同参与社团活动，发表演讲，主持考试等，学院空间是他们交往的重要场所。如据《俞平伯年谱》记载：“1930年11月7日，应天津女子学院沈启无邀请，与周作人同车赴天津。11月8日，上午，应邀与周作人在天津女子学院作讲演。下午，受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会邀请，陪周作人往南开大学大礼堂作公开演说。”[74]而沈也是周的得意门生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私谊与公共学术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互动的文化权力网络。
周作人与废名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查考《废名年谱》可知，从1930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废名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得最多的记载就是“访周作人”和“得周作人信”等，几乎每天都会跟周见面或书信交流，甚至周作人夭折女儿若子的忌辰等都会参加。1930年11月20日，废名到周作人家，参加若子一周年忌，两年后的同一天，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废名来，八时半雇汽车同家人往广通寺致忌（若子三周年纪念忌也）。十时半，由寺出发。十二时半到板井村，即土葬。”[75]相对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和金岳霖的“星期六茶话会”的“公共空间性”，周作人与其得意门生的交往形式更多的是体现出“私人领域的交往性质”，而这种私人生活的交往空间与公共交往又不是截然两分的，往往又通过参加同样的学会、学院空间、读诗会、报刊活动等公共生活交缠在一起。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北平这两个偏文艺学术群体在交往的特征上的差异，有过欧美留学经验并认同其生活方式的学者、文人对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是分离的，他们可以参加公共空间的讨论、争辩和型构，但同时保留个人私人生活的私密性，而对于像周作人及其学生群体来说，“公”与“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贯通的共同世界，这更多的是体现了中国式交往空间的特性。
例如，周在《怀废名》一文中这样记述他们的交往过程：“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住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恰好章矛尘夫妇已经避难南下，两间小屋正空着，便招废名来住。”[76]1934年7月，周作人访日期间，日本记者井上红梅问他“据说您的弟子中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很多”时他回答说：“不，没有那种事。来学校听我讲课的人很多，但关系密切的只有两三位。俞平伯现在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是俞曲园的曾孙，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自成一家，经常写些评论。作家里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冯文炳笔名‘废名’，现在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科教授。”[77]
即此可见，虽然20世纪30年代作为“北方文坛盟主”的周作人交游广泛，社会网络错综复杂，门生同事故友遍北平，但真正成为其群体中的核心成员的只有俞、废等人，《骆驼草》群体在时代的巨变中也在发生显著的分化，而周与学生们的交往中也时常会有一些变故，例如，沈启无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成员，后来因某事触怒周被其逐出师门。但废名是周一个忠实的追随者，与其说这是因为周在生活上处处关照他而导致的感激，不如说是周的精神魅力与渊博学识让废名彻底地“皈依”了，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成为类似宗教性的精神谱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废名所作的《知堂先生》一文中窥知一二：“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那天平伯曾说到‘感觉’二字，大约如‘冷暖自知’之感觉，因为知堂先生的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平伯仍踌躇着说道：‘他大约是感觉？’我想这个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与。”[78]废名与俞平伯的互访也是相当的频繁，在废名的年谱中经常可以看到其访问俞并与之长谈的记载，甚至还要讨论打坐等修炼佛学的方法，精神上极为相通，才能如此亲密相处。
除了这些日常性的密切的交往网络，一些重大的或偶然性的事件也为周作人群体的内部凝聚和对外扩张提供了机会。偶然性事件导致的人群聚合最典型的莫过于朋友的死亡。对于死者来说，死亡是一种无奈的诀别，而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亡制造了一种聚集的“公共空间”，死亡也在某种意义上区分了生者与死者的亲疏程度，暗示着以死者为核心的知识社群的“脸谱图”。对于30年代的自由知识界来说，有几个学人、文人的偶然离世无形中提供了这样的空间。这当然是一种虚拟的“公共空间”，但也是在围绕着“追悼会”“安葬仪式”“慰问家属”等有形的空间进行的，而且这种“公共空间”为不同的知识社群的交往提供了契机，也有助于加深他们的感情。
例如，据《周作人年谱》，1931年12月6日，周“参加北平文化界举行的徐志摩追悼会，参加者有胡适、凌叔华、陈衡哲等250余人”[79]。周与徐的关系之亲密自然不如胡适等人，但从一个大的视野来看，都可以划归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群体。周作人在应《新月》杂志纪念徐志摩专号的约稿文章《志摩纪念》中写道：“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80]
作为志摩密友的胡适在遭遇这个“偶然”时的情态及人脉联络显示了另一种“社会网络”：“昨早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北来，曾由中国航空公司发一电来梁思成家，嘱下午三时雇车去南苑接他。下午汽车去接，至四时半人未到，汽车回来了。我听徽因说了，颇疑飞机途中有变故。……我大叫起，已知志摩遭难了。……下午，思成徽因夫妇来，奚若来，陈雪屏孙大雨来，钱端升来，慰慈来，孟和来，孟真来，皆相对凄婉。奚若恸哭失声。打电话来问的人更无数。”[81]再者如刘半农1934年外出考察染病身亡，他的学界、文界友朋组织追悼会等，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如据《周作人年谱》，1934年9月，从日本刚回来的周作人在短短的一周内，相继拜访刘半农夫人，商议追悼会事宜，参加北京大学关于刘半农后事的会议，并为刘撰写挽联，同俞平伯一道去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参加刘半农追悼会。刘半农意外染病身亡，周作人在为好友英年早逝悲痛之余，联络其学生废名、俞平伯、沈启无等积极操办刘的身后之事。因此，死亡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表意空间，它所导致的人群聚合隐喻的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亲和性与关系之亲疏。
与死亡相对应的就是生者的“狂欢”了，也就是生者庆贺寿诞之类的聚会。这种聚会既可以表现为宴会式的空间形式，也可以表现为祝寿辞式的象征形式，即通过文字唱和的方式来达成过生日的人与祝寿的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标示出知识社群的精神气质的差异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区隔。1934年1月13日，周作人作“牛山体”打油诗一首：“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15日，周作人旧历五十生辰，在“苦雨斋”设家宴招待友人，共五席。又用原韵作一首打油诗。这两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个时期周的心境与志趣。后上海《人间世》编辑兼老友林语堂索诗，随意抄写予他，被林刊载于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冠以“五秩自寿诗”的标题，并配以周作人巨幅照片。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后来其朋友钱玄同、蔡元培、沈兼士等也加入和诗者行列，连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胡适也写作打油诗以应和。
当然，除了同气相求的和诗外，也不乏批评之词，以致周的寿诞从“私人生活”嬗蜕成一个公共性的“文化事件”，形成了拥护者与攻击者的两大阵营。这自然一方面是因为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报纸杂志作为公开出版物也是导致这种“突变”的重要原因。印刷空间上的聚集是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的延伸，而日常生活中关系的亲远和志趣的差别又是导致印刷空间上的“话语冲突”的关键原因。质言之，周作人的五十岁生日所导致的“文化效应”是理解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界的重要线索，也提供了了解他们在大的背景下的“亚群体文化”的钥匙。钱理群通过对这个事件的解读指出：“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发出来的，是中国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内心的一次审视：有无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等等。”[82]
（二）林徽因与“太太的客厅”网络
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东城总布胡同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其“太太的客厅”也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在时人与历史的书写、记忆中洋溢着诙谐、机智、博学与感性的神性光泽，也灌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贵的灵魂碰撞出的灵感与情趣。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为中枢，凝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在这个“客厅”中出现的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熙若、陈岱孙等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如沈从文这样的主持全国性大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当然更多的是像萧乾、卞之琳这样的在校大学生慕名而来。不管来访者出身、职业或社会地位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只要他们被这个象征着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界顶峰的“客厅”所接纳，就可以融入一个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换言之，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和交往空间，更是一个表征着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对于传统中国来说是陌生而神奇的，在19世纪前半叶的民国，也是“昙花一现”式的仅有的光辉璀璨。与其说它是中国式的文人结社的现代延续，不如说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
近代欧洲沙龙的诞生地是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宫廷，它却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演绎成反抗和脱离宫廷社交的社会空间。到19世纪中期，“沙龙”一词最常见的用法是指王室和贵族家庭中宽敞、精心装饰的客厅。到了18世纪50年代左右，中产阶级的家庭也开始适用于这一词语。沙龙更多的指在英语中被称为“客厅”的东西。“沙龙”的新用法是指一个设计得更为朴素的房间，它使个人能在一种相对亲密的基础上相互交往。詹姆士·弥尔顿在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公共空间进行研究时特别注重对沙龙的考察，他认为与同时期其他的如咖啡馆等公共空间相比较，沙龙一个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它总是围绕着一位妇女展开的。他认为这些由女性主持的沙龙具有公共空间的本质特征：“沙龙和启蒙运动时期公共空间中的其他团体一样，与18世纪的出版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交谈才是沙龙的中心，但沙龙文化却不仅限于口头。作家占据首要地位的沙龙，是书面文字产生和传播的地方。最后，沙龙为不同社会和职业背景的个人，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条件下，共处一室提供了机会。”[83]在初期的沙龙，主体主要是没落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后来大量的作家、文人和学者加入了这个公共空间。
在“太太的客厅”这个中国式的沙龙中，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这个交往网络的核心。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这样回忆她的“亲历感受”：“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与当时充斥北平的社交明星迥异的是，林徽因主要不是依靠她的美貌吸引众多的来访者，而主要依赖于她的学识、智慧与洞察力建筑了一种明丽而坚实的“精神魅力”。正是这种知性的资质和高雅的交往技巧，使得她能够在国难蜩螗的20世纪30年代在偏处一隅的“私人空间”建构出一个相对超然的“独立领域”，在这里自然有对国家社稷与黎民百姓的人文关怀，却更多的是对纯粹的文学、艺术、学术的探求与对话。早在1920年，林的父亲林长民的司法总长职务被迫辞去，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的名义赴欧洲游历，他行前给时为16岁的中学生林徽因写信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84]事实上，年幼的林徽因确实在欧洲的游历生活中开阔了眼界，锻炼了社交能力，习得了一口标准的英语，为十年之后的“太太的客厅”奠定了基础。
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以林徽因的“客厅”为中心形成了两种结构的交往网络。第一种网络主要是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而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高校大部分都能够给教授们提供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充足的闲暇时光，因此以院系为纽带，一些教授因为业缘（这种业缘往往又与共同的求学、留学经历等学缘牵扯在一起）而发生经常性的日常接触。学院生活要求理智的对话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国外留学养成的聚会习惯也成为很多教授的生活习性，这样工作上的接触和课堂教学、研究之外的时间成为他们积极开辟的“公共时段”，变成知识贵族和精神贵族交流和对话的黄金时间。
林徽因的“客厅”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空间，第一，因为梁思成、林徽因都出身名门望族，梁思成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梁的父亲梁启超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元老之一，这为他们接触清华、北大等学府的学者提供了平台和机会；第二，因为梁、林的密友金岳霖跟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金岳霖是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终身未婚，喜好结交朋友，身边有一个固定的学者交往圈子，空间上的接近导致双方的朋友圈子也发生了高度的重叠；第三，如前所述，林徽因是一个类似“卡里斯玛”的诗人、学者，她具有成为一个沙龙女主人的所有条件，她的知识品位、沟通能力和判断力都是一流的，她提供的休闲、优雅而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方式对于学院知识分子来说富有天然的吸引力。
林的女儿梁再冰的回忆大致勾勒了这个交往网络的成员与特性：“这时我家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这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例如：张奚若和钱端升伯伯在政治学方面，金岳霖伯伯在逻辑学方面，陈岱孙伯伯在经济学方面，周培源伯伯在物理学方面，等等。……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有文艺界人士，如作家沈从文伯伯等。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虽不相同，但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力量。我当时不懂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感受到他们聚会时的友谊和愉快。”[85]
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交往活动并行不悖的还有“后院”金岳霖的“星期六茶会”，这也是富有吸引力的定期性的聚会时间，这种聚会既是老朋友之间的友情的自然延伸，也为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跨学科非正式讨论的空间。晚年金岳霖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都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86]
由此可见，在以金岳霖为核心的知识社群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共同的知识背景、职业特性和生活空间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在发挥着凝结的作用。一是金的“单身汉”生活为朋友间的尽情交往供给了自由自在的“公共空间”，而知识分子最在意的就是这一份不落俗套、不被羁绊的精神自由，“单身汉”的生活使金少了很多俗务，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说过，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反而为金的交游提供了便利和性情。二是生活习性在北平的知识社群的“分层”中发挥着隐性而有效的作用。例如，作为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吃西餐、喝咖啡、茶会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而金岳霖的“家”恰恰可以提供这些细节的满足，使得这些学者虽然身处仍旧落后的中国却可以“象征性”和“周期性”地缅怀和重温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金岳霖的“星期六碰头会”在人员构成上比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更加广泛，当然一些重要成员是交叉的。金的特点是平易、亲和，他的身上弥漫着知识贵族的气味，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不像林徽因那样严格维持生活的品位。金岳霖是一个“智慧的沉思者”，在智性上他能够“孤独”在知识与思维的“自由王国”里，但在生活中，他仍旧烙刻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印记，需要在一个知识社群的内部交往中寻求归属感。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理性是个人的，而**总是要有所附丽。过去的金岳霖如同一匹行空的天马，独往独来。但在小阁楼里游戏久了，也会感到些许寂寞。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戈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终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87]
在金岳霖的“星期六碰头会”上出现的人物既有他的老朋友，也有一些新面孔，这就说明这个社群不是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而是适度敞开的。例如，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等都是其多年的老友。据其自述，“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来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88]金与钱的交往则呈现另外一种特性：“钱端升先生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他同我是否常见面是要分阶段的。他有时是北大的，有时是清华的，有时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我到南京开《哲学评论》会，就住在他家。那时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在西南联大时，他是属于北大的，我们又在一块了。”[89]而金与陈的相识更是偶然中的机缘巧合：“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是有条件办伙食。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90]
从金岳霖的这些追忆可以看出，当时北平的知识社群的交往主要是建筑在学缘、业缘等基础上。自然，这种因为同学关系、同事关系甚至“同人关系”形成的链条是相当稳固的，在这种表面的理由背后所隐含的是共同的志趣和追求，包括价值上的相互认可，这是当时北平学术社群的核心部分，在它的外围当然经常有一些陌生的、异质的因素接近、参与，也试图从中受到熏染，因此，这个知识社群的成员在成分上是多元化的、甚至是流动的，而这恰恰是这个社群充满魅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原因，尤为关键的是能够为当时北平的大学生提供增长见识的空间。
陈岱孙的描述也说明了这个判断：“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他在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人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了三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常客的）女儿慰梅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91]
胡适也是金岳霖这个星期六茶会的座上客，他曾经在日记中零星地记载参加这些茶会的情形，如1931年3月14日，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Mrs.Swan，Prof. & Mrs.Jameson（琼斯小姐、斯旺夫人、詹姆森教授及其夫人）、志摩、叔永、莎菲、擘黄、奚若夫妇、端升、熊□□。”[92]“常客、稀客、生客”大致已经勾勒出这个茶会的人员结构，可见即便在这样一个相对沙龙化的聚会中，其成员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同质化的平行结构，而是内部分层的，存在核心与边缘的区分。
第二种交往网络则与前面的交往方式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与第一种交往网络的平等性（一般是同龄人而且具有同事关系）不同的是，这种交往往往是发生在两辈人之间，具有代际交往的特征，年轻一辈往往是带着崇仰和虔诚的心态去拜见知识界的前辈，并能得到奖掖与扶持而迅速地进入文学界的核心圈子；其次，正因为是代与代之间的跨辈分交往，所以不是依靠学缘、业缘等进行，而主要是依靠“印刷文化”而演绎“以文会友”的传统交往模式。这一点与欧洲早期的沙龙极其相似，大量的报纸副刊、文学杂志的出现形成了一个“阅读共同体”，因为共同的阅读对象、阅读习惯和阅读趣味而使本来生活无交集的“陌生人”对印刷物上的“作者”及其“读者”产生了认同与想象，逐渐地，“虚拟的印刷符号”借由有心者的种种努力和主动转变成现实中的具体的交往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现代的定期出版的印刷物在生产印刷符号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生产新的“社会网络”，而这种“社会网络”反过来又为印刷物提供了稳定的作者和读者群体。
1933年深秋的一个下午，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萧乾在学校报刊栏前浏览报纸时，发现其习作《蚕》已经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本来是他邮寄给《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沈从文请教的习作而已。几天后，萧乾收到沈从文的信，告诉他“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1984年的萧乾是这样追忆半个世纪前的这一动人心魄的时刻的：“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迫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93]由此可见，在这种交往网络中，学生辈往往能够依靠前辈的提携迅速进入文艺创作的圈子，其作品也能得到恳切的鉴赏和批评，可以说，这种基于文艺趣味的交往借助于印刷物的传播，更能有效地使“太太的客厅”延展到社会。
如果说第一种交往主要是通过知识、习性而凝聚的话，那么这种交往则主要是通过共同的文学趣味和审美爱好展开的。萧乾对林徽因等大家的认同也主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以后，我们还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上见面。我也跟着大家称她作‘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常对文章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94]
卞之琳与林徽因的交往过程也是遵循同样的“交往逻辑”，也是在以文会友的模式中展开的，这种超越血缘、地缘等自然性联系纽带的交往反而为知识社群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方式。时为在校学生的卞之琳在其晚年回忆中这样描述：“她和我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二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比我只大六岁，因为师辈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有点像过去靳以和我一些人随早夭的方玮德称方令孺为‘九姑’，她们确是同一代人），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在全家迁来北平后，和我第一次相见。那好像是在她东城的住家。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此后我们相互间一直保持了诚挚的友谊。”[95]根据卞的回忆，他与林的交谈话题主要缘于经常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作品，除了《诗刊》外，还有杨振声、沈从文主编、萧乾执行编辑的《大公报》文艺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以及叶公超主编的月刊《学文》等期刊。因此，对于像卞之琳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来说，通过发表作品获得主流认可，是进入文学界的重要途径，这也是第二种交往网络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