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旧中国，“城市”与“乡村”并非截然不同的范畴，那么，这一时期的都市化进程，则要求北京具备现代城市的机能，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因为对于生活在城市及其周围的人来说，规范的行动才能使城市空间变得有意义起来。
然而在作者看来，北京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北京市政府的管理能力大可质疑。金钱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相应地，出现了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卖马肉的马肝铺，专找人下毒，毒死人家的马以后再廉价买来牟利。[17]人贩子林立，专买十几岁的小姑娘，买来养着，然后根据其长相、行事，决定她的去向。[18]中药铺的人不卖真正地道的药材，拿假货充数，没有疗效，导致了中药铺和中医衰落，西药房大行其道。[19]北京人冷天有喝牛奶的习惯，当时的英和牛奶公司，牛奶质量最好，价钱偏高，一些小奶茶铺于是向英和交纳少量名誉费，打着它的旗号问顾客收取高价，顾客多花了钱却买不着好东西。[20]此类事件，比比皆是，触目惊心。这一幅幅老北京社会生活图景，反映出这座古都正在经历着的深刻变化。
即便在火车站、医院这样的公共场所，也有公然的欺诈。“北京的规矩，只要是有势力的买卖，就没人敢惹。电灯不亮，电灯公司是照旧的要钱；摘下耳机子没人理，电话局也是照旧的收款。惟独到了火车，总算是强的多了。不论如何，你买那儿的票，他总得把你送到那儿去。售票员他拿着铁路跟电灯电话一比较，铁路是不上算的了。他替铁路局抱委曲，所以他想着法子去冤人。”[21]鼎鼎大名的协和医院，也办事拖沓官僚，有很多庸医混迹其中，甚至于“现在医院的黑幕是闹出吃喝嫖赌抽大烟来了”。[22]
城市的卫生状况更是堪忧。猪羊随意屠宰，血污满地。众人围观，又造成交通拥堵。市政府苦于没有经费开设屠宰场。商人提出要包办屠宰场，警察厅又担心难以控制而不批准。所以只能听任这种状况继续。[23]东城的排水设施为暗沟，由东直门、齐化门、哈达门三处城墙底下通到护城河，称为水关儿。由于护城河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河底高于沟底，一到雨天，就污水横流，恶臭难闻。尽管警察署派清道夫修理各处暗沟，也于事无补，治标不治本。[24]此外，如北京夏天出殡时尸体臭气熏天，粪便清运工推着车子满街乱串等都得不到有效的管理。[25]
20世纪初叶，资金缺乏是北京公共工程建设和市政管理的最大障碍。市政公所主要有两大资金来源：一是中央政府拨款；二是市政税收，来自店铺、交通车辆、剧院、妓女和妓院、财产的出售和转让等征税。但中国在当时没有个人所得税，这一税收体制是远远不够的。[26]一面是经费缺乏，一面却是经费的浪费。民国成立以来，清明节改为植树节：“到了清明，地方上有种树的开支。植树的人员，有坐马车的，有坐电车的。到了植树的地方儿，叫人替他种一棵树，就算完了礼节了。他们可以借着这个典礼，到城外头逛一逛，进了城，有吃应时小卖儿的，有吃英法大菜的，这可都算在植树的开支里头。酒足饭饱，回家一睡大觉或是打几圈麻雀牌，就算完了事了。您若问一问他种树的方法，地土的好歹，他是全然不知。所以每年所种的树，种上就死，死了就扔，扔完了过年再种。”[27]政府一面严厉禁烟，警察厅捉拿烟犯，一面烟土畅销，“您看看政界的伟人，十位准有五位抽大烟。军界里更是了不得了”，“现在北京的烟土分为三种：一是东土，二是北土，三是西土。东土是东三省出的，三省军界包销。北土是口外一带产的，热河儿军界包销。西土是山西种的，山西军界包销。总而言之，就是张作霖、姜桂题、阎锡山贩卖烟土而已。烟土箱子上封上封皮，写上某军界用品，到了税关立刻放行，所以能够畅销各地。”[28]
民国初期的北京，政府和个人都表现出了对国家和公共观念的淡漠。政府在城市的诸多方面管理缺失，对于存在的问题不能产生足够明确的或可以预见的解决办法。民间组织和公共领域则抓住国家不能积极有效地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的机遇而实现自身的迅速发展。如北京的公园就是官方和私人力量、市政机构和地方士绅及商人共同创建的结果。[29]孔教会、悟善社等民间组织异常活跃，还出现了民间慈善组织一文公司等，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又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其中充斥着欺诈的黑幕。[30]比如作者写到当时北京流行一种“写会”，实际上是一种民间的集资活动。由于官方法律制度未能演化出对经营风险提供保障的机制，因而有时演变成持久、大规模的冲突。[31]